略论“开台圣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高致华 国学来源：中华道学资讯网内容提要：郑成功的祖籍虽为福建南安，然而“开台圣王信仰”则是百分之百成形于台湾，且发展于台湾。郑成功从人格提升到神格，其过程是渐进的、累积的，“开台圣王信仰”的祭祀文化，融入俗民生活之中，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郑成功；开台圣王；信仰
作者简介：高致华，历史学博士，女，台北市人。曾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已发表《日本论学作品中郑成功之形象与魅力》等学术论文多篇。
滨岛敦俊教授2001年出版之大作《总管信仰》 中，于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土神”方面，有非常精辟之论述。笔者有幸担任该书之中文翻译工作，自其中获益匪浅，得到许多启示。笔者素来一直对民间信仰及鬼神崇拜深感兴趣，2001年担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之客座研究员后，再度涉略“国际化”之“郑成功信仰”。本文依循滨岛氏之相关论点，分析“开台圣王信仰”的属性、表现形态、发展历程。
一、“开台圣王信仰”之属性
依《重修台湾省通志》 所载，关于“神名”一项，郑成功之“神明正名”为“开台圣王”；“别名或俗称”则有“国姓爷、国圣爷、郑国姓、郑国圣、开山圣王、延平王、国姓公、国圣公、延平郡王、郑成功”。显然，郑成功在台湾已然成“神”；且如前文所述，有着许多别名或俗称，以及为数众多之庙宇和信众。
台湾的“开台圣王信仰”，已然成为今日台湾所特有的本土信仰文化，而郑成功之相关祭祀，今日在官方将其视为“民族英雄”；民间则或将其视为“祖先”抑或“神明”。在台湾，祭祀郑成功的地方，有所谓的官庙、纪念堂、宗祠家庙以及一般的民间庙宇百余处；较之中国大陆，“郑成功”的信仰文化在台湾，显然更具多样性。
各书统计资料有所不同，在台湾主祀郑成功之庙宇达六十四至百余座之多；而此类庙宇多以道教登记之。据《重修台湾省通志》所载：台湾寺庙属道教者，约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近年来台湾省道教会办理道庙之总登记，结果达二千八百座。 显然日治时期“扬佛抑道”之宗教政策对其有所影响，然而“开台圣王信仰”诚如该书所载，果真属于道教之范畴吗？今日全台郑成功庙依《民间信仰及道教等寺庙概况表》之资料显示，则除了高雄县旗山镇之紫云堂（寺）规列通俗及佛教庙宇，其余皆为道教或通俗信仰；紫云堂（寺）成立于日治时期皇民化运动积极推展之际，推论其回避与道教之关联，系属局势使然；但是主祀郑成功之庙宇定位于道教信仰，则是否意味郑成功系属道教神祇？关于此点，则尚有可议之处。例如《重修台湾省通志》列举台湾之道教神中，则遍寻不着“郑成功”或“开台圣王”之名。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中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在调查全台各庙宇之状况，但是社会学家之资料引用于宗教研究时，某些认定系与宗教学者之定义是有所差异的。而且，同为《重修台湾省通志》一书，前后资料却相互矛盾；《民间信仰及道教等寺庙概况表》之资料显示，主祀郑成功之庙宇除了高雄县旗山镇之紫云堂（寺）规列通俗及佛教庙宇，其余皆为道教或通俗信仰；另一方面，同书 例举台湾之道教神中，却又遍寻不着“郑成功”。关于此点，笔者亦曾请教道教文化数据库，该单位之答复如下：“现时的道教神谱中未见有郑成功之名，而一般道观也没有供奉郑成功。不过，后人因尊敬郑成功忠君爱国的功德，纷立庙供奉之，以表追忆。”其后，该单位又再次答复：“现时台湾供奉郑成功的庙宇大部份都属于民间信仰，不属于道教神仙的体系。道教神谱中是找不到郑成功的。如果某些道堂兼奉郑成功，这也只是各地的习俗不同而已，至于规模较大的道观一般也没有奉祀郑成功，而中、港、澳的道观也没有奉祀郑成功的传统。如果某些供奉郑成功的庙宇自称道观，那不过是传统的归类而已，因为民间信仰并非主流宗教的名称，一般都归属于道教，以致长久以来难以区分。”因此可知就正统道教而言，至少目前为止，“郑成功”应该还不能说是道教之神祇。
郑成功祖籍虽为福建南安，然而“开台圣王信仰”则是百分之百成形于台湾，且发展于台湾。就其属性而言，《重修台湾省通志》中将“开台圣王信仰”归属通俗信仰或是道教。而开台圣王系属地方神抑或道教神祇？关于此类神明之属性与流变的探讨，虽然困难却很重要。“郑成功”在台湾除了延平郡王祠春祭由内政部长主祭之外，南投沙东宫（主祀郑成功）春祭与秋祭各由县长与镇长主祭之。此等官祭的举办，显示了“开台圣王信仰”的“正祀”性质。至于《重修台湾省通志》所引之归类中频频出现之“通俗信仰”一词，在《教育部国语辞典》中并不存在；而以网络搜寻《教育部国语辞典》中的近似语，则出现“民间信仰”一词，定义为“社会大众所信仰的宗教，亦包括迷信﹑占卜﹑咒术等。”后文继续藉由滨岛氏《总管信仰》的研究方式，切入“台湾的开台圣王信仰”，自过去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来阐示今日台湾所特有的该项本土信仰文化。 二、“开台圣王信仰”形成的要件
既如前述，台湾的“开台圣王”信仰今日已然成为台湾所特有的本土文化。《台湾省通志》谓“郑成功之崇拜信仰为地方神崇拜之最高发展，盖郑成功，不仅为反清复明之忠贞志士，亦为台湾之开山祖，辟草莱，行德政，台民到今仍崇拜之，尊之以为神。” 吴子光《郑氏纪略》云：“成功之庙，在台之郡城，香火甚盛。” 清李振唐有诗云：“斑鸠声里唤春晴，绿水如环绕画城；闲步夕阳村上路，家家叠鼓赛延平”。读此亦可知郑成功以“神明”之身分广受台民崇拜之盛况。
就现有资料的审视可知，“郑成功信仰”在台湾的表现完全符合滨岛氏于《总管信仰》一书中所提出的由“人鬼”转化为“神明”（土神）之三大要件：“义行”、“灵异”与“封爵”。以下分项说明之。
（一）义行
郑成功是中国史家一致公认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进入历史舞台，又因驱逐据台的荷人而以“收复台湾”的功名巩固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论及郑成功于台湾之功绩，第一要项首归驱逐洋人（荷兰人）、回复汉人政权。1661年（永历十五年）4月，郑成功出兵台湾，率军民登台，同年12月荷军投降。1662年2月1日签订合约，同年2月9日荷军民分乘八艘船离去，结束三十八年的荷兰统治。此即郑成功被称为“开台圣王”之缘由。而郑氏政权对台之经营，大致可分政治、经济、文教三个项目，奠定了台湾人文社会及经济之发展基础。
政治方面，于台湾设一府二县一安抚司（将赤崁城改为承天府，热兰遮城改为安平镇，于澎湖设安抚司，以全台称东都，设天兴和万年两县）。郑氏以东都作为反清复明基地，未潜称帝，仅以“藩主”自居。其忠君爱国之情操，深受人民景仰。
经济方面，入台不久即颁布拓垦准则，于不侵犯台湾的原住民和较郑氏军民稍早来台的汉民权益下，积极推展拓垦事业。郑氏时代屯垦制度完成点状开发，耕地面积达18000甲之广。郑成功、郑经透过寓兵于农和吸纳流民的手段，积极推展拓垦事业。台湾在郑氏时代所拓垦的范围，由承天府和安平镇为始，而以其南北的二十四里为中心，渐次向外开展，南至凤山、恒春，北及嘉义、云林、彰化、埔里、苗栗、新竹、淡水和基隆等地。郑经为了突破满清的经济封锁，曾派江胜到厦门打通与满清间的走私贸易。此外郑经还积极发展国际贸易，与日本、英国及南洋各地都有贸易关系，其间与日本的贸易始终最为繁盛。
文教方面，郑经接受谘议参军陈永华建议，建孔庙、立学校、开科取士、推展文教。台湾之汉族文教发展，即于郑氏王国时代奠下基础。
前述之“义行”虽然并非全部出自郑成功之手，然而台湾人则将这些功绩归于郑成功之名下；至今台湾仍有为数不赀以“成功”或“延平”、“国姓”命名之地名及学校，皆是由于郑成功之“义行”使然。清末沉葆桢撰“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赞佩郑成功开辟台湾，承袭中华文化，在三百多年前即奠基了台湾之发展。正是郑成功“义行”的完美写照。
（二）灵异
曾存活于现世之“人”，为了帮助他人而有义行累积者，或许多到难以计算。但是，这些“人”却并不是全部都能成「神”，而压倒性之多数则都成了“鬼”。由“鬼”到“神”之一大界定，乃是其人死亡之后是否显现灵异；亦即是取决于其死后是否有奇迹出现。此乃民间信仰之功利特质，因而庙里多将“有求必应”之类的匾额，挂在一进庙来便可正眼瞧见的地方。
郑成功显灵佑民之传说遍布全台，贩夫走卒皆知，而此正是民间广于祭祀郑成功的主要原因。 由于篇幅之制约，在此仅以芦洲国姓醮为例，试说明如下。
“国姓醮”起源于郑成功“神佑”芦洲人的一段民间传说。据说故事发生于公元1809年，由于淡水地区的一场漳泉械斗波及泉州人聚集的芦洲地区为开端，传说居民求助于国姓爷郑成功的神兵神将，幸得国姓爷神佑，方使得全区居民避过被屠杀之危难。地方上的人为了酬谢国姓爷的保佑，每三年建醮一次，举行三天的大醮谢恩，至今已延续近两百年，现在已经成为了芦洲地区特有的信仰传统与活动。
民国前十年（公元1902年）李云雷 的《郑成功祭祀记》对三年一醮的祭典沿革有详细的记载，兹引述于下：
嘉庆十四年，淡水地区漳泉械斗，淡水泉人至芦洲请援兵，壮丁悉往相救，新庄一带漳人、客人侦知芦洲空虚，倾兵来犯，父老们乃以妇女披甲冑、举旌旗扮壮丁，鸣金击鼓，排成疑阵，并草救援之书，插于鸟羽，随使游之士，士如箭飞，援书到淡水，乃驰回，在出师攻打新庄之前，父老乃率壮丁先祈祷于开山郡王，向其誓曰：“我洲师出倘能奏功，不失斯土，三年一醮，我洲子民虽子子孙孙，万世之后，不敢忘眷顾之恩”，誓毕，命壮士郑捷、林金等二十余人，率百余人攻打，卒能以寡败敌，咸以为仰郑成功神灵之呵护，以后三年之俗，乃相沿至今。
此一传说在芦洲地区尚有多种雷同之版本，本论中不一一列举，容他论再述。虽郑成功应该并不曾到过芦洲，然而郑成功之“灵异”早已深入民心，于本例中展露无疑则为不争之事实；而“芦洲国姓醮”此一因械斗衍发而成之特殊的地域性民俗祭典，与郑成功之神兵神将助芦洲人退敌保乡的灵异传说密切关联。不论该传说之可信度如何，笔者以为该“国姓醮”之信仰行为，不但融合血缘与地缘因素深具本土文化之价值，且持续近两百年几经不同政权而不废，更是别具历史意义。该“国姓醮”应是剖析台湾“开台圣王信仰”面貌的一个珍贵案例。
（三）封爵
清代初期，因政治性考量，为谋彻底铲除明朝残余势力，官方曾经严格禁止台湾百姓祭祀郑成功；虽康熙皇帝早在康熙九年（公元1700年）年便已正式褒扬郑氏为明室忠臣，并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赐“忠臣”牌匾；然一直到了牡丹社事件后，再度因为政治性因素，为了避免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台湾，沉葆桢以“郑氏明之孤臣，非国朝之乱贼”，上《为明季遗臣生而忠正殁而英灵恳予赐谥折》，提议为“顺应民情”，兼求“教化人心”，请求清廷在台湾为郑成功建祠；翌年获礼部批准，鸠工兴建。直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官方才设庙奉祀，在当时的台湾府城建立郑氏专祠，编入祀典，至当年八月才告落成。在台湾郑成功相关之祭祀活动，自此方受官方认同，由所谓的“淫祀”转化成为“正祀”，而得以公开祭祀，并享有官祀。 高修《台湾府志》外志《寺观》所附官庙一项中，即载有“开山王庙：在附郭县东安坊。” 亦再度说明开台圣王郑成功在台湾受官祀礼遇之情形。若依滨岛氏于《总管信仰》一书所提之“土神”要件的“封爵”一项中，亦包含赐予匾额或庙名等，则郑成功成神之正统性，更可向前追溯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
日治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将郑成功对台人的影响力巧妙且充分地发挥在政治功能上，矶贝静藏任职期兼台南县知事时，为谋顺利推动地方事务，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七月二十五日，提报总督府将其辖下之“延平郡王祠”更改社号为“开山神社”，且欲以最高之“国币社”列格。 明治三十年（1897）一月，由拓殖务大臣宣布将延平郡王祠列为县社，并决定其社号为“开山神社”，成为日本统治台湾后所设的第一座神社。明治三十年（1897）首次之祭典，则依照民间旧习于阴历正月十六日举行，由于当天正好是阳历二月十五日，故此后固定以阳历二月十五日为开山神社之例祭日，主祭者为台南厅长。充分表达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的郑成功信仰”的尊重，并藉由“郑成功”拉近了台湾人与日本人的距离。郑成功“开台圣王”的特殊身分，再加上母亲为日本人的“半日本人”血统；郑成功不但被汉人视为“开台祖”，日本也视他为日本人开拓台湾的先锋，因此“开山神社”的设立可谓寓意深远，更有学者藉由郑成功来强调他们领有台湾的正当性。诸如稻垣氏等，即主张藉由郑成功这位“半日本人”驱逐夷虏（荷兰人）、开拓台湾的这一段史实，作为日本治理台湾的一个合理化说辞。 郑成功因而以外国“神”入主开山神社，成为神社史中空前绝后的惟一特例。 换言之，日治时期“郑成功”依然为官方“正祀”之神祇。若依滨岛氏于《总管信仰》一书中所提之“封爵”特性而言，日本殖民政府应是做得比清代更彻底。
台湾回归中国领土后，国民党政权则强调郑成功之“复国”义举，而持续“顺应民情”地延续“官祀”郑成功。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白崇熙将军即题额竖于延平郡王祠门前，该处原为日治时期开山神社之鸟居，当时取下鸟居上方之横梁并加上国民党之党徽，改朝换代之宣示意义浓厚。稍后，国民党政权撤军退守台湾后，民国三十九年（公元1950年）蒋中正总统亦于第一时间亲题“振兴中华”华匾挂于延平郡王祠之正殿，形同明、清时期之“封爵”。另外，《台湾省通志》第二节〈纪念〉一项中记载中央订八月二十七日（原农历七月十四日）为郑成功诞辰。每年是日，政府机关与民众集会纪念。而其即为中央对于“台湾开台圣王信仰”之应对模式。另外，行政院定四月二十九日（登台日）为郑成功纪念典礼，该日由现任之内政部长担任主祭，于台南的延平郡王祠举行春祭典礼。因而，今日中央对郑成功之纪念及相关活动，则有春秋二祭：订于四月二十九日及八月二十七日两天举行，是政府官方于台南的延平郡王祠举行郑成功春、秋二祭的重要日子。此外，南投沙东宫之春（农历正月十六日）、秋（八月二十七日）二祭亦由县长、镇长担任主祭，并由县政府与镇公所负担部分费用。再次呈现中央与地方对“开台圣王”信仰之“官祀”性质。
在台湾，不论清代、日治时期、甚至即使到了今日，政治型态与前朝迥然不同；然“开台圣王信仰”在台湾则依然受到尊重，为官方认可且积极介入主导之“正祀”，无异是延续着前代所谓“封爵”之正统性。 三、“开台圣王信仰”在台湾之发展与型态
郑成功从人格提升到神格，其过程是渐进的、累积的。 论及台湾“郑成功庙”遍布全台之成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下列二项：
其一：清代初期，虽然官方曾经严格禁止台湾百姓祭祀郑成功，欲彻底清除明郑时期在台湾的“反清复明”思想，然而民间 感念其开台之恩，私下以“开山王”或“开台圣王”等名义偷偷祭祀，加上灵验传说等因素，使得“郑成功信仰”愈演愈烈，终至“郑成功庙”遍布全台。正如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中所指出之“汉人的土神信仰”，其“神”之形成要件：生前的义行、悲剧性死亡、死后的显灵（而后因其灵异而为居民带来了现世之利益）以及主政者之敕封。 而郑成功在台湾成“神”之情形，如前所述，正符合该种形成“神”之条件。
其二：其系郑氏兵将之会党组织或联络点，为避清朝官方查缉，而以庙宇的形式来串联组织，例如：《台湾省通志》关于《宗教性之结社》一项即明载：“台湾原为明代之遗臣反清复明之根据地，后虽并入清室版图，其蕴蓄于人心之民族思想，终不能消灭。然因清廷压制严密，不能公然揭反抗之旗帜，于是有志之士藉宗教之结社，以作反清复明之活动。我国最早之革命团体天地会，为郑成功参赞陈永华所创立。当明室沦亡，大陆志士随郑成功入台，陈永华借歃血订盟方式组织天地会，又称洪门，用‘神道说教’以严密组织，推进革命工作。……自康熙二十二年占领台湾以迄光绪末年，台湾之民族革命运动，前仆后继，不断发生。其著者，如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等，皆藉宗教性之结社，以为抗清之活动。今洪门奉郑成功为武宗。” 其他诸如武侠小说名笔金庸的《鹿鼎记》中，亦有类似之论述。另外，《麟洛乡郑成功庙重修志》 中亦载道：“清康熙三十年开台圣王部署管粮官徐俊良，为兵农政策，配合大陆大批农民来台，……设置集会所……。” 上述诸例，皆为此一说法之有力左证。
再就台湾“开台圣王信仰”之型态而论，该信仰在台湾因特殊之历史背景，而存在着两个不同体系的信仰形态：官方在延平郡王祠所举行的祭典大致已和孔庙的释奠礼仪一样，几乎已经流为空洞的形式，既无宗教意义，对社会也无甚影响；然而官方祠堂的延平郡王祠却也同时是许多民间庙宇的祖庙，并且分灵到其他地方； 每年四月二十九日（春祭）或农历的一月十六日，这些分灵庙尚且还回祖庙进香、谒祖。 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各地“郑成功庙”主要的祖庙之一，而且由于官方的支持，因此具有最卓越的地位。台湾其他祭祀延平郡王的庙宇亦大多都属这种类型的庙，然而也由于这类型的庙宇有分灵、进香、庆诞等宗教活动，较之民间宗教中祀其他神明的庙宇在仪式和信仰方式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官方所立的祠庙是地方的守护神，所以负有维护地方居民安宁与幸福之责任。郑成功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被列入朝廷的祀典 ，除了建祠台湾、追谥忠节之外，亦成为官方「求雨止旱”的对象。传说中，我们可以模拟推论，取鲸为“鱼中之王”，纵横大海的属性与郑成功海上事业的雄风相呼应。而加以比附郑成功为鲸的化身。 台湾人拜郑成功，是一种信仰，也是怀古思乡，就如今人挽联、吊词时常会用到“骑鲸”二字，此仍取自郑成功的典故，传说郑成功逝世时，台湾海峡出现一头鲸鱼，郑成功的灵身骑着鲸鱼往大陆方向游去，所以“骑鲸”代表对故国的思念，对先人的追悼。因此全台除本地直接以成功为地名之外，尚有国姓、延平等与郑成功有关的地名。时至今日，“开台圣王”仍为官祀之“神明”。一方面，官方多以其为求雨止旱之神灵，另一方面民间大多数信徒则多是求延平郡王为他们治病或解决个人的人生问题，也因此祀奉郑成功的庙宇亦多备有乩童。如2003年沙东宫春祭时，笔者访谈了分香自沙东宫之镇东宫，据徐中旺主委指称“传清代时郑成功曾附身于乩童，跳下哑巴崁（有五、六层楼高）赶走妖魔鬼怪，再从旁边小溪回来，而该乩童却没有受伤。”据说当时该地人烟稀少，阴气甚重。从该田野纪录中，不但可以知道某些主祀郑成功之庙宇的确是备有乩童的，且郑成功“神通广大”亦非仅限于求雨止旱。
四、结语
众所周知，试图总括地探讨某个传统文明或社会时，分析该地区之民间信仰，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华人地区“民间信仰”与“道教”、“佛教”之界定模糊，道士、僧人往往以礼仪专家之身分活跃于其中，与当地之公庙或角头庙同样具备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宗教礼仪的职事人员主导醮会等活动，配合地方公庙举行庆典，这使宗教义理透过传说与仪式扩散到民众之信仰生活中，并且与民俗混同而成为共同之信仰文化；这种信仰文化屡屡反映出民众的思考模式与社会结合，同时也反映着经济的结构。在华人社会的信仰生活中，儒、释、道不分的现象，也正说明前文中所提出关于开台圣王属性之不同说法；正统道教不认为其属道教范畴，而民间信仰则认为类归于道教。笔者以为此乃是不同属性的人，所下之定义不同所致，然其无碍于“开台圣王信仰”普遍存于台湾、而台湾人亦乐衷祭拜之事实。
郑成功来台，汉人随之而来者众，自然汉人的宗教信仰也伴随传入。移民们多携奉各种神明甚至香火来台，以求庇佑，因此形成台湾民间信仰的坚实基础。然而，郑成功百年之后，却成为台湾人信奉之神灵。“开台圣王信仰”的祭祀文化，融入俗民生活之中，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此一台湾特殊历史背景所造就之现象，应是郑氏始料所未及的吧。
注释：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东京都，研文出版社，2001。该书中文版近期将于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涉略广泛研究精深，本论中仅粗浅引用概念性之论点。关于滨岛氏研究成果之介绍，由于篇幅之制约，容在此从略。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第二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市，1992，p.1036。
此外尚有「郑延平”、「开山尊王”之称（范胜雄1995：p.12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市，1992，p.3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市，1992，pp.37-4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市，1992，pp.37-45。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第二册，台北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p.45。
转引自《台湾省通志》。
清•沈光文等撰：《台湾诗钞》台湾省文献丛刊280，台北市，台湾中华书局, 1971。
陈芳明：〈郑成功与施琅――台湾历史人物评价的反思〉《台湾史论文精选》（上册），台北，玉山社出版，1996，p.135。
张胜彦•吴文星•温振华•戴宝村：《台湾开发史》，台北县，国立空中大学，1996，p.66。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三章《由鬼到神――总管信仰成立的契机与构造》，东京都，研文出版，2001，pp.{3}112。
亦有一种说法认为：郑成功被神格化的事迹可能是来自郑军刻意塑造的，以做为政治的号召。
因郑成功为泉州出身之神祗，因而被当地人认为是“台湾泉州庄”的芦洲之守护神。
李云雷（光绪乙亥；昭和十一年）兴直谷王郡廪生。于大正十二年（公元1933年）芦洲保佑宫改选七角头管理代表中，任土地管理人一职；并执笔〈郑成功祭祀记〉。
引李云雷：《郑成功祭祀记》，见《延平郡王祭典程序手册》，台北县，芦洲延平郡王祭典筹备处，1973，pp.1-2。原作于民国前十年（公元1902年）。
陈芳明：《郑成功与施琅――台湾历史人物评价的反思》，将《台湾史论文精选》（上册），台北，玉山社出版，1996，p.138。
现存南安石井延平郡王祠内。
由此可知当时在台湾“开台圣王信仰”便已经普遍存在。
《新校本清史稿》之《列传•沉葆桢》p.12046“十三年，日本因商船避风泊台湾，又为生番所戕，藉词调兵，觊觎番社地．诏葆桢巡视，……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并报可。”
另参附录一：《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将军文(煜)等奏为明季遗臣生而忠正殁而英灵恳予赐谥折〉pp.505-506；《福建台湾奏折》之《请建明延平王祠折》p.18。
高致華：《日本人の観点から見た鄭成功のイメージ》，见《中日文化》21，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2002，p.247。
方豪主编、张其昀监修：台湾丛书第一辑第一册《高修台湾府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p.216。
温国良：《日据初期台南延平郡王祠“改号”与“列格”始末》，见《台南文化》新47期，1999，p.33。引《公文类纂》，卷零零一七八件六省文献会庋藏文内第一八一号《有关社号与社格事宜之陈报》。
江鑀萍：《郑成功信仰的成立与发展》，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台南市，2000，pp.40-41。
高致華：《日本人の観点から見た鄭成功のイメージ》，见《中日文化》21，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2002，pp.245-258。
高致华：《日本文学作品中郑成功之形象与魅力》，见《台湾历史学会会讯》13，台湾历史学会，2002，pp.24-32。
陈芳明：《郑成功与施琅――台湾历史人物评价的反思》，见《台湾史论文精选》（上册），台北，玉山社出版，1996，p.137。
有些是郑氏部将或随之同来之汉人、有些则是与郑氏有血缘或地缘关系者，另外亦有深信其灵验事迹、或景仰其忠烈者。此外，尚有所谓的“王爷说”，非本论之重点，此处从略。
如大仙寺、开元寺主祀是观音等佛菩萨，陪祀则是郑成功。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东京都，研文出版，2001，pp.{3}92。
笔者注：洪门名称之嚆始系由「汉”字所演化而来，即“汉”失“中土”而为“洪”。
台湾省文献会：《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信仰•宗教性之结社〉，台北，台湾省文献会，1971，p.48。
该志所载之正确度更有《台湾司法债权编》p.82〈第五 诚心乐施田宇〉引为左证，可信度因而大为提高。
麟洛乡开台圣王庙管理委员会：《麟洛乡郑成功庙重修志》，麟洛乡开台圣王庙管理委员会，1995。
台南市的延平郡王祠于1962年曾分灵到日本平户郑成功的诞生地，建立了一座郑成功的分灵庙，而该庙为日本惟一的一座郑成功庙。台南大湾的国圣宫亦自称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从延平郡王祠分灵而创建。另外，据说南投竹山的沙东宫也是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分香于台南延平郡王祠而创建。
高致华：《日本论学作品中郑成功之形象与魅力》，见《台湾历史学会》13，台湾历史学会，2002，pp.30-31。
《新校本清史稿》卷二十三《本纪•德宗光绪元年》，pp. 852 -853。“光绪元年戊申，予明故藩朱成功建祠台湾，追谥忠节。庚戌，敕沉葆桢勘办琅筑城建邑，筹开山抚番事宜。辛亥，祈谷于上帝。”
蔡蕙如：《与郑成功有关的传说之研究》，成大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
云林古坑桂林苦苓脚。
（本论文感谢陈支平、何义麟、王见川、范纯武等教授惠予许多宝贵的意见，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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