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中国南海霸权的明朝海盗海上海盗贸易荷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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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南海商、海盗的殖民开拓性质17世纪左右，欧洲社会正在孕育着近代文明世界的催生，以航海贸易和在世界各地经营殖民地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交流刚刚拉开帷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在世界海洋上纵横 ...


东南海商、海盗的殖民开拓性质
        17世纪左右，欧洲社会正在孕育着近代文明世界的催生，以航海贸易和在世界各地经营殖民地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交流刚刚拉开帷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在世界海洋上纵横捭阖进行冒险征服。当欧洲人在世界无序状态和丛林原则主宰下建构着现代世界体系的雏形时，那些顺势而为的国家都先后为自己进入现代国家捞到了“第一桶金”，从而确立未来几个世纪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当世界进入酝酿着新时代的转型期时，中国正值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期间，西方殖民主义伸入印度洋、太平洋的触角，也无意中把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商、海盗们卷进海上这场角逐。当时先后纵横于海上的海盗、海商集团有王直、林立、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郑芝龙、刘香等。他们的社会属性正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萌发期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他们被官方一直视若洪水猛兽。一旦我们跳出了中国历史循环内评估历史事件的传统、跳出传统政治统治观念的局限、抛弃与官方为敌非贼即匪的潜意识，而在世界的变化中、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评估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们会发现：明末清初的中国海商或海盗除了本土文化赋予他们的意义和身份外，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世界近代殖民主义的潮流，参与了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形成的最初过程。
        期间最有殖民倾向的代表性人物为林道乾和林凤。林道乾的势力曾到达台湾、安南、吕宋、暹罗、柬埔寨等地区和国家。期间亦商亦盗，时而被招抚，时而复叛，他的海上奋斗最终以定居于今泰国北大年而告终。林凤是广东潮州饶平人，1574年11月底(万历二年)，林凤得知菲律宾的西班牙守军兵力单薄，率62艘战船，2000名战士，2000名水手，1500名妇女、儿童，还有大量牲畜、农具、农作物种子，前往马尼拉攻打西班牙殖民者，因西班牙人武器先进和战术失误，以十倍于敌的兵力进攻仍被击败。林凤退居玳瑁港立国称王。1575年8月，在西班牙和当地土著联合进攻下，林凤退出菲律宾，逃至海上。在他突围前，明朝福建水师把总王望高率领的舰队也追踪至菲律宾，与西班牙人会合。但西班牙人怕中国以后染指菲律宾，婉言谢绝福建水师加入作战，声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林凤残余兵力，不必麻烦明朝水师了。林凤殖民菲律宾失败后，回到台湾附近海面，继续与官府周旋，最终无力复振，部下接受招抚，被解散归还原籍，本人却隐姓埋名，不知所终。
        林凤的马尼拉之战被后来的学者认为：“在这场激烈的浴血厮杀中，双方的参战者都没能意识到：他们正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激战，而这场看似小小的战斗，将决定谁是太平洋的真正主人。西班牙人如果战败，他们就将失去刚刚获得的战略据点菲律宾，进军中国的称霸世界的伟大梦想将成为泡影；而中国人如果胜利，则将获得一块肥沃的殖民地，在南洋深处建立起又一个龙的国度。”
        从殖民主义角度看，林凤对马尼拉的远征，可谓与西方争夺东方殖民地而大动干戈的先锋型人物。表明个别中国人参与了全球近代化的过程。荷兰占据台湾是地地道道的殖民行为，郑氏集团用武力占据台湾之举，除了收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性质之外，也是符合当时盛行的海上殖民的行为方式，即用武力夺取海外新的土地，移殖人口、建立地方政权，建立东亚贸易秩序，并两次打算进取菲律宾，应该说也具有卷入了以殖民开拓为特征的世界近代化进程。
        郑氏集团与海权实践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后入伙东南海商李旦、颜思齐集团，李、颜死后，郑芝龙成为首领。当时远东形势是英国和荷兰先后在1600年1602年成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开始殖民扩张。1622年，英荷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远征东方，是年，荷兰占领了台湾。曾有学者指出：“十七世纪初，荷兰占领台湾，其重要目的有二，一是军事意义，即以台湾为据点，扼住葡、西两国的贸易路线，破坏敌方贸易；掩护本国船只，俾贸易可使安全。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意义，即以台湾为根据地，俾能在国际贸易中活跃，其实台湾曾在荷兰的东方贸易中成为极重要的转嫁基地，获益甚巨，而荷兰在台湾贸易的盛衰，完全看大陆供应是否充裕，其与大陆的情势相表里。”
     

     
    郑芝龙海上集团与明朝官方几经周旋后接受招安，他的身份在海盗、海商、官军三者之间变换，左右逢源，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并和以台湾为据点的荷兰殖民势力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就其经济社会性质而论，属于两个海洋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具有资本主义初期萌芽的性质，诚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麦克尼尔教授认为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等明末清初的东南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可谓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内连大陆、外接大洋，建立起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五商十行”，分为山海两路。其中山路五商总部设在杭州，《明季北略》和《谈往》都记载郑芝龙“置苏、杭细软兴贩各国”。“五商十行”除了做贸易生意外，还兼有打探政治军事情报的间谍网的功能。郑氏集团外贩内销，时时与荷兰人发生贸易冲突，以至兵戎相见。
        1633年，荷兰人为迫使郑氏集团断绝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垄断海上贸易，对南澳、厦门等地进行一系列的骚扰袭击后，在料罗湾与郑芝龙指挥的舰队发生激战，一方是郑氏集团为主的庞大舰队150艘战船，一方是荷兰与海盗刘香组成的联合舰队59艘战船。明朝舰队以上百艘满载燃烧物的轻便小船抵近火攻，焚烧并击沉荷兰主力舰9艘中的4艘，俘虏1艘，刘香部全军覆没。
        这一战决定了郑氏商业军事集团在东亚海上的强势地位，将军事上的制海权和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举拿下。海上贸易之实惠，很长时间为郑氏集团所独占。时人记载：“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突说到底是为了争夺东亚海上贸易控制权。料罗湾海战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间竞争的规律--制海权决定商业贸易权。
        清军入关后，郑氏集团大部精力被牵制到大陆上明清之间战事上，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乘机抢劫郑氏集团的商船，1655年郑成功下令对台禁运，两年后荷兰人屈服。“六月，藩驾驻思明州。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许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1655年的禁运以现代眼光来看，是郑氏海上集团使用“经济制裁”方式对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现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性质是一样的。
        制海权的决定性作用
        1、“延平条陈”中的海权意识
        从内陆农耕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看，郑成功的军事战略明显属于海洋性的，而非大陆性的。1646年(明隆武二年)，郑成功在“延平条陈”中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以今天之眼光看，这是郑成功立国举兵之大战略。这种战略显然是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南京之役失败后，郑成功感到大陆难以立足，其战略完全回归海洋，开始执行其“延平条陈”立足海洋与清廷抗衡的原来计划。所以不顾张煌言力劝其坚持陆上抗清的建议，转而夺取台湾，控制东南海上贸易，以海上贸易立足，支撑海权，以海权维护海上贸易、并抗衡清廷陆权。
     

     
    2、郑成功北伐与海权战略之得失
        由于“抗清复明”的使命亦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郑成功的政治行为，所以，郑成功在大陆作了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于1659年4月，再次发动北伐，深入内陆作战，但陆上作战非郑氏集团所长，在进军路线上，他依然考虑发挥自己水上作战之优势，选择沿海岸线转入长江，一路溯江而上。“入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其战略计划比较合理。清军以往的对手皆为陆战之师，攻防进退、据险扼要皆出于陆战思维，不料遇到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一时破绽百出，被郑军连下瓜州、镇江、进围南京。抵达南京城下时，郑成功将此次北伐军事战略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但郑氏军队仅擅长水面作战，而陆战则擅长依赖水上机动、出其不意的袭击疏于防守之地，却严重缺乏陆上正规作战的经验。而清军擅长陆上作战，南下之师都是陆上身经百战之将士，郑成功抵达南京后，本应和以往一样，利用水上机动已达成的突然性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乘南京防守空虚，立即登岸发起攻击。但因他中了对手缓兵之计，又拒绝部将甘辉的建议，最终反其道而行之，以不谙陆战的水师，上岸与有着丰富陆上作战经验的清军在城下摆开堂堂之阵，以短击长。清军解围部队集结后很快击破了郑成功的北伐大军。南京观音山之战突出地反映了海权与陆权优势与劣势转换的规律。
        1661年4月29日，郑成功率大军在台湾登陆，5月4日，赤嵌城荷兰守军投降。此次顺利登陆，战略上仍是利用海上集结与机动的便利，聚集起绝对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出现在极端弱势的荷兰人面前；二是战术运用得当，准确掌握台湾沿海的水文情况，选择平时水浅、大型战船不能通过的“鹿耳门水道”，趁其极短的大潮期，攻台大军出其不意通过后立即登陆，荷兰守军措手不及，以为兵从天降。郑成功台湾登陆之举为古代海军发挥制海权的优势，在战略和战术上相互配合成功的经典战例，比之289年后朝鲜战争中，美国将领麦克阿瑟利用极短的两小时涨潮，成功实施仁川登陆有异曲同工之妙。
        3、郑成功海权战略之优势
        郑氏集团生存所依赖之财源相当部分屯聚在海岛甚至海外，“成功起兵，以为居守护官。有心计，善理财，集资百余万。别以四十万寄日本国，以备不虞。
        ”生存无需依赖大陆，便在整个战略对抗上就处于主动地位。由于大海辽阔、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使得以舟船为集结和运载工具的郑氏军队能够忽聚忽散，迅速集结庞大兵力于海上，攻其陆上一点，让陆上步骑兵为主的清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是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城。……我之援兵无阻(？)无船，辄若望洋。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于疲于奔命矣。”如同希波战争时，波期海军由马拉松向雅典实施海上机动时，雅典陆军在陆上疲于革命一样，这就是海权对陆权的优势所在，郑氏集团弱小的军事力量能在东南一隅与强大清军周旋二十多年，主要是掌握了制海权。
        纵观郑成功前后的军事战略行动，明显由两个部分组成，原想乘清军南下，立足未稳北上逐鹿中原，以企联络各方反清势力，恢复明朝正朔。所以有全力以赴北伐之举。南京城下溃败后，郑成功知道与清廷在大陆上抗衡已难以为继，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海上撤退，占领台湾是其生死存亡之关键。占据台湾军事上可远避大陆清军锋芒，处于“先为不可胜”的有利态势；经济上可开展海外贸易并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其地方政权日常开支和部队军饷所需有了可靠保障；政治上有了“抗清复明”伺机而动的安全基地。政治和经济的企图都是以制海权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所以若从动机和当时客观形势而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主要目的是摆脱军事危机和生存危机，以争取海权的优势来抵御清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占据台湾的行动蕴含了后人突出强调的驱逐荷兰殖民主义势力、收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意义，以及民族英雄的历史意义。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从东山出发，次日到达澎湖，经过七天战斗，全歼郑氏水师，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清廷将台湾收入版图。清廷攻取台湾的过程也表明，一旦郑氏集团失去了海权优势，安全就没了保障，这也可以佐证当初郑成功占据台湾的意图和实际效果。
        郑氏集团和东南海商发展的内外阻力
        1、西方政府与海上集团
        西方世界的海上营生如海上贸易、海上走私、海盗截掠有着悠久传统。“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篇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就是海盗式的人物，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公元十世纪的斯堪底那维亚半岛上海盗社会的家与国已经合二为一，海盗型国家的“维金人”屡屡南下，深入欧洲腹地，烧杀抢劫。近代最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持有葡政府颁发的“批文”，批文的经营范围是当堂而皇之的“探险”，实际上经常干的是海上截掠、杀人越货。葡萄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海盗公司”。后来居上的西班牙、荷兰殖民者也继承了葡萄牙人的衣钵，先后横行海上。
        西方海盗往往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长期支持，如英国著名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是典型的例子。其特点是国家利益和海盗利益长期绑在一起。伊丽莎白女王利用和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机会，投入金钱和“斯沃勒号”船，加入德雷克的海上劫掠。1580年9月，当德雷克带“鹈鹕号”满载而归后回到朴茨茅斯港，向女王赠送了20吨的金银财宝。次年，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德雷克爵士勋位。
        英国官方除了与海盗合作经商外，为解决财政开支困难，还发展出一种叫做“私掠者”制度，实际上就是给海盗发执照，使海盗行为合法化。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海上商业和劫掠事业。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估计：“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私掠船制度后来在南北战争中被美国人充分利用，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对英国商船大肆抢劫。历史表明，近代以来凡是政府支持海上商业殖民行为的国家都能迅速在现代化转型中脱颖而出，先后成为世界主宰。
        2、中国政府与海上集团
        返观中国明清时期，王直、郑芝龙等，不仅得不到政府支持，往往成为政府剿灭的对象。海上集团对大陆官府的对抗表面上是政治军事挑战，实质是根植于农耕生活方式、农耕生活秩序、儒家传统价值观与海上商业贸易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商业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严重冲突，两者构成不可调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必须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海盗被招抚，或摇身一变而为官府的水师，巡缉海防，剿灭其它海盗；或金盆洗手从事其它农业社会的营生。这就意味着从事海盗生涯的人们重新回归农耕生活，也就放弃了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
        尽管中原王朝偶然也容许海上贸易势力的存在，往往是社会动荡、无力顾及所致，甚至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乱世里，隆武帝朱聿键还借助郑芝龙海上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小王朝。一旦逐鹿中原的尘埃落定，强大的中原王朝便对海上贸易实行限制、{3}甚至实行禁海政策。表明农业社会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政府与海上势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利益一致，而是绝对的冲突状态。
        大陆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既给了郑氏集团一统海上、拓展中国海上商业军事力量的机遇，同时也牵扯了这个集团在海洋世界的进一步作为。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看，西方海盗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带动自己国家走向海洋，而中国海盗不但得不到官方支持，反成了官方剿灭的对象，不仅没有带动国家走向海洋贸易启动现代化开端，而是导致中国官方固化闭关自守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东南海上势力在世界近代殖民地运动中，无意中扮演了中国“先锋”角色，但在本国政府和西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中国人的“近代殖{3}动”成了漂离母体的“孤鬼游魂”，在近代东西海洋势力的交锋中彻底失败。从政治层面而论，满清王朝为巩固大陆既得的统治利益，与外部势力联手封死了17世纪中国走向世界近代化之路。由此而论，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看来这个论断对明末清初的情况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