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焚青衣处地点无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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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焚青衣处遗址在南安县文庙前。通常县文庙都建造在县城之内，但有些地方例外，如福建之建阳文庙，就建于城外。南安文庙也是如此，建在“县城东五里许，黄龙溪左。”(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四，学校二)其处离泉州府城西只有六里许，约三十年前已划归泉州市辖，今为北峰公社招联大队，旧南安县城则仍为南安县丰州公社辖地。

    1961年6月，泉州市人民委员会把郑成功焚青衣处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妥加保护。史籍有明确记载，群众久已确认，民国间且立有石碑，根据这些情况，真实性原无问题。以后因有个别史学家提出质疑，问题争论未决。文革中，原南安县文庙已毁。今年为民族英雄郑成功驱荷复台三百二十周年，焚青衣处真伪问题亟待澄清，俾释疑惑，以便修护。我不揣学浅，愿述鄙见，证实焚青衣处确属真实。

    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编印的《泉州府志》卷四十，封爵，郑克塽条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秋，大师入闽，唐王败，芝龙降，强成功不从。我贝勒王以芝龙送京师，成功母死于兵，遂谋为寇。携所著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欷歔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又查日本人杉山靖宪于大正五年(1916年)编著的《台湾名胜旧迹志》日文本第51页，宁靖王墓条载:“郑芝龙降清，北行，其子成功慨然焚儒服于孔子庙前。”又查民国苏镜潭《南安县志》卷二十五，忠节，郑成功传载:“福州破，芝龙约降，成功与芝豹痛哭谏，不听，乃走金门，旋归里，携青衣儒巾焚于奎星阁前，为文祭孔子，欷歔再拜而去。”

    以上三条古今中外的资料，都记明郑成功焚青衣事，时间为顺治三年(1646年)秋；地点在文庙奎星阁前(《泉州府志》并着重指明系在南安文庙)；原因是郑成功愤父之降清；后果是率众起兵。时、地、因、果等项谈得很清楚。府志编修之时离郑克塽降清只有80年，离焚青衣时也不过117年，是最早的记载，且完全站在清朝立场，斥成功为寇，如非确实，对被目为寇伪之人，也不会费笔墨多加具体记述的。因而资料我认为可信。

    对郑氏焚青衣事，无人怀疑。但焚衣地点却有人认为当时清兵已占领泉州和南安，郑成功不可能到南安文庙焚衣，因此焚青衣处不在南安文庙，或可能在晋江县安海镇的石井书院。此说只是推测，我认为根据薄弱不能成立。为便于论证，我先把1646年秋清兵入闽的进军日程详列于下: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秋八月，明忠孝伯成功溃于仙霞岭。”(《闽海纪要》卷一)

    “(八月)甲午(廿一日)明唐王出奔。……乙未(廿二日)我大清兵入仙霞关。……丁酉(廿四日)我大清兵取延平。”(《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

    “九月，贝勒博洛驻师福州，遣兵徇兴化，泉、漳诸郡县相继下，福建悉平。一由兴化下泉州，一由大田抵漳平北溪，出漳州。各县以次归附。”《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八引《国朝外纪》)而《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则记为八月二十四日“我大清兵取明天兴府(即福州)”，未知孰是。

    “丙戌(1646年)，闽是年始有顺治国号，为顺治三年。隆武二年至九月十三日止，十四日我王师入泉，维时泉中始奉正朔。”(清抄本《清源林李宗谱》历年表，十一页)

    古籍记载时间，常以七月至九月概称为“秋”，《泉州府志》记郑氏焚衣时间只笼统称“秋”，据上列日程以八月郑成功在仙霞岭兵溃，在延平再溃，返福州和芝豹哭谏郑芝龙不要投降，不听，急返闽南准备起义史实考之，焚衣事如在九月十四日清兵入泉州以前，则尽可至南安文庙焚衣，顺路兼程往金门。若迟至十四日以后，泉州城池虽为清兵所占，其时郊乡仍未属清，清兵只占据点，势力不及乡下。据《大清世宗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二说，一直到顺治五年(1648年)才“泉州府所属七县，除晋江附郭外，其余皆已先后恢复。”即使如此，晋江附郭也还属郑氏的游击地带。如果前一年，顺治四年，南安、永春的游击力量还很强，有“南安寇庄廷、张益率众万余围(永春)城”，事见《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那么，郑成功在顺治三年九月十四，清兵刚占泉州城之后，在游击区的介于泉州城与南安城之乡间的南安文庙焚青衣，停留片刻，有何证据说完全不可能呢?

    必须郑成功在金厦亲自主持，使他绝不得分身的大事，如“丙戌顺治三年十一月丙寅(甘四日)，明郑彩奉监国鲁王次中左所。”(《小腆纪年》卷下)“丙戌十二月朔(初一日)，成功大会文武群臣于烈屿，设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复。”(黄宗羲《赐姓始末》)时间都在冬天，而焚衣事早在秋九月，时间全无矛盾。

(插图作者：李龙抛摄)

    郑成功焚青衣处

    按焚青衣处在大路边不远过一石桥的奎星阁前，今尚有亭之遗址残石。此处并不要登文庙之门，从成功的祭词不过聊聊数句来看，焚衣当系在戎马倥偬军书告急之际，匆促举行的简短仪式，所需时间不多，充其量半个钟头足矣。1646年九月在游击区进行半个钟头的停留，有何证据说完全不可能呢?再说，当1646年九月清兵由兴化分兵攻漳泉，南安文庙之处既非攻漳所经之途，亦非攻泉必经之路，当时就是兴泉中途的惠安县城，也因急进军攻泉而绕道，惠安县城据《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30页所谈，留到1648年七月才被攻占的。这样，有何证据说其年九月郑氏全不可能在非兵之地的南安文庙焚衣呢?

    《南安县志》说郑氏先从福州直抵金门，然后再回南安文庙焚衣，假如属实，则往来南安、金门间，时间便迟数日，以《泉州府志》的话补充之，时间也不会超过九月底的。南安文庙之地还是游击区，也不能为否定到此焚衣作根据。

    郑氏应该在福州被清军占领前离开，这是肯定的，不管他先到金门，或先经南安文庙焚衣，时间可能性较大的是在清兵占泉以前。现今清兵入泉的具体日期已经查明，若据《小腆纪年附考》，清兵占福州是八月廿四日，则距清兵占领泉州尚有二十天的间隙时间，由福州至金门，准备一下，再至南安文庙做个简短的焚衣仪式，即返金门，往来路程，时间还是绰有余裕。

    持否定说者，对郑氏焚青衣的意图和作用，明代秀才的有关籍贯规定，以及安海石井书院的情况，还有所未明，今一并述之，作为我的附带论证。

    郑氏当谏父莫降不听，基于爱国之心和孔孟忠孝不能两全的大义，急欲返闽南图谋整军抗清。当时他恐郑芝龙在闽南的余部，可能随芝龙降清，必须速回晓以孔孟大义，消除投降思想，而芝龙那些私商海寇的基层部下，文化程度差，欲组织抗清力量，必须武人文士兼收并蓄。焚青衣的举动，号召爱国的文人执干戈以卫社稷，投笔从戎，是一种政治号召。队伍中如得文士参加，才有人协助运筹帷幄，以取得战事的胜利。所以，焚衣之事具有策略意义，是郑氏的组织抗清复台力量的必要措施。焚青衣也公开表示向孔夫子及县学申请放弃秀才身份。明代的秀才，各县有固定名额，不能占籍，郑成功属于南安县学的秀才名额，按手续如要退学，必须向南安申请，不能越县。犹今之学生要自动退学，必亦向原校申请一样，南安学生向晋江县申请退学，大家必认为不合手续，形同笑话。明制对士人“冒籍之禁颇严，……已中式者斥不录，未中式者终身不许入试。”(《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京闱冒籍条)郑成功焚衣既是政治举动，必须估计政治影响，先已弄错手续，认错文庙，必贻笑士林，不能达到应有的作用。故无论如何要设法亲到南安文庙焚衣，以昭诚敬。不好到晋江属的文庙。后来郑氏兵围南京不克，必在郊外遥祭孝陵，意义类似。地点很重要，不可随便视之。

    形势上既有可能至南安文庙焚衣，郑氏自然努力争取。至于晋江安海也有个石井书院，它不是法定的孔子庙堂，也不是泉州府学或晋江县学，郑氏不好乱认牌号，因为他是南安籍入册的秀才，不是晋江县入册的秀才啊。经查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三，学校一记，石井书院虽有大成殿和尊经阁，却无奎星阁，而这个书院“明季倾圮，康熙三十九年晋江知县陈炎就遗址而鼎新之。”1646年这个书院已经倒塌了，又无奎星阁，条件不合，应无庸议。

    以史料记载，当时的军事日程，焚青衣的政治意义，郑氏的籍贯与明代的科举准则，地点的条件等各方面考之，郑成功于1646年秋在南安文庙焚青衣之事，毫无疑问，此处遗址，真实不虚，未便另标新说，这是我的结论。

    1982年3月30日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