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三）

我爱石井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地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纪念郑芝龙的第一层意义是，追问朝廷厉行海禁政策后，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是否还有机会与能力恢复，重出外洋？帝国官方的船队停止下洋后，中国是否还有机会与能力挑战西方的扩张？这种力量是否可以持续发展、这种机会是否可以重新再来？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1433年大明皇朝的船队不可思议地退出海洋，作为一个帝国竞争海上的机会已经失去了。面对西方即将开始的扩张大潮，中国已经输掉了第一局。明朝政府厉行愚昧暴虐的海禁政策，又扼杀了民间海商的势力。中国官方对民间、朝贡贸易对私商贸易，内陆农耕文明对海洋商业文明的封杀与破坏，几乎葬送了中国航海贸易与移民拓殖的前景。海禁对外给西方扩张势力让出外洋，西方扩张势力乘虚而入；对内摧毁了中国自身近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强大的航海贸易与移民拓殖传统，同时也给自身制造了敌人。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诏令禁海的皇帝也承认：“尔本国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10海禁愈严，盗氛愈炽，极盛时每天在中国海岸活动的海盗船多达1000多艘；11盗氛愈炽，则海禁愈严。朝廷三令五申，处罚越发残酷。厉行海禁时私通外洋者就地斩首。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对朝廷海禁政策制造出的海盗，我们今天应该有准确公正的理解。

　　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与万历皇帝同时代的伊利莎白女王，在英国海盗那里投股分红，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吉利海峡，那些亡命的英国海盗为女王击溃了强大的西班牙海军，海盗头目德雷克受封为爵士。西方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扩张的时候；明朝的内陆国家政权正不遗余力地消灭中国民间的海上扩张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国家干涉的自由经济，而是国家政治军事与个人经济更合理有效地结合起来的成果。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它已深深“陷入经济世界本身的运动中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国家与私商密切合作，政治军事征服与航海贸易拓殖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以为几个私商的利益发动战争，这是鸦片战争时代帝国政治无法理解的。有的国家将政府与人民的利益以互惠的方式统一起来，以外国外族为敌，极富扩张的活力，有的国家则将政府与人民的利益对立分裂开来，朝廷与人民为敌，自我消解了国家的实力。

　　海禁政策暴露出内陆朝廷对海洋的无知与恐惧，粗暴的海禁开启的冲突不断加剧，厉禁而盗兴、盗兴而寇入。无可奈{3}，只得重新开海。隆庆元年，朝廷迫于压力，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中国帆船往来于福建、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与印度{3}半岛之间，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47个东南亚国家港口之间，形成庞大的华商贸易网。12根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东南亚华商贸易网由东、西洋两条贸易航线串通。东洋航线由厦门湾发，抵台湾、吕宋、苏禄群岛直到加里曼丹。官方禁航日本无效，日本实行“朱印船”制度后，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上贸易，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尽在中国海商的控制中。西洋航线沿印度{3}、马来半岛南下到达苏门答腊、爪哇。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掌握在华商手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与华商谋求贸易与航运上的合作。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海禁200年，中国海商与移民的世界环境，已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中国海商重出外洋的处境是进退维艰的。从禁海到开海，中国内陆政权面对海洋的政策有所变化，但根本立场与理念却没有变化，朝廷既不鼓励海外贸易又不鼓励海外移民。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

　　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力量。中国海商没有政治军事理念与组织，西方式的武装扩张与海外自治在中华帝国的背景下也根本不可能。如果以大陆合法形式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否则就是非法的。朝廷与开海政策一同出台的，是一系列限制性法令。一个建立在恐怖{3}基础上的{3}政权害怕自己的人民甚于害怕外族。他们只担心武装海商会给不合理的政权带来威胁，不考虑没有武装的中国商船会成为西方扩张主义者的私掠船与马来海盗的牺牲品。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海上是纯粹的“莽林世界”，暴力就是秩序。没有政治军事力量组织与支持的海上贸易与移民，最终难以生存。面前是横行海上的列强海盗与财富土地，身后是贫瘠的故乡与严酷的官府，中国海商腹背受敌。如果遵循海洋原则以贸易与殖民求生存，那就必须武装起来，完成组织化与集权化，变成内陆原则下的海盗；如果遵循内陆原则，依法出海，势必就成为海洋原则下的牺牲品。

　　中国海商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面对西方扩张的海上，是作为挑战者还是牺牲者，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

　　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船东从月港地方当局领票，每年夏后发舶东西洋，中国日用商品与移民流向东西洋，东西洋的白银与热带产品流回中国，华商网络几乎覆盖整个东南亚。海商势力迅速复兴，政府的税饷也迅速增加。遗憾的是政府与海商的默契只是暂时的。朝廷开海有限制，征税的贪婪与腐败却难以限制。当局每年定量发150张左右“船引”给船东，严禁打造远洋双桅大船，严禁在商船上装置火炮，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海商面对西方军事贸易扩张的竞争力。海上风险大，再加上贪官把持当局，陆上苛税重，如果合法贸易在劫难逃，非法海盗至少九死一生，于是海盗又兴。面对海洋，中国内陆政权既不能厉行禁止，又不能合理管理。面对海上西方扩张势力与中国内陆政权，中国海商移民如不能合法生存，就只能非法发展。

　　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暴虐的政府害怕百姓船上的炮口指向自己，却不担心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商船会被异族的炮火摧毁。开海后与禁海前的世界大洋已完全不一样，西方在基督教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下结合国家政治军事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的高度组织的扩张势力，已经取代了穆斯林个体海商，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荷属东印度公司既像是一个企业又像是一个政府，它不仅进行大规模的、高度组织的垄断式经营，而且具有管理海外臣民、建立自己的军队、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或缔结条约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面前，那些个体自发结构松散的中国海商，或者组织武装起来，生存发展下去，或者被消灭。中国民间海商武装化集团化组织的道路，在中国内陆政权的海洋观念与政策下，又是入海为寇的道路。制度再次扭曲了未来的方向。帝制政权本来可以合理组织民间力量挑战西方的扩张，将航海贸易、移民拓疆的形式将华夏文明推向海洋。无奈机会再次错过。中国海商力量在中西、内陆与海洋的双重压力下畸形发展。海禁复开，海盗归位为海商。迫于西方扩张的竞争和中国当局的限制、压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国海商又重归海盗。

　　西方王室与教会支持海外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扩张，中国朝廷则限制、扼杀民间自发的海外扩张冲动。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只有以西方的形式才能抗争西方的扩张。

　　西方扩张与中国海禁为世界南方海域导入了一种强权“秩序”。冲突不仅在东西方展开，也在西方内部展开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舰船抢劫中国商船，也在海上相互截获、攻击；中国海商复出，亦商亦盗，截掠中国商船也截掠洋舡番舶。大海是自由的，包括自由贸易与自由劫掠。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东南亚各岛各港的华族移民与土著，都是他们天然的统一阵线。他们挑战西方殖民者，不同的华人海商海盗集团也相互攻击。远东水域群雄竞逐，华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尤其在日本德川幕府限制沿海大名私自从事海外贸易后，中国海商接管了日本的海上势力并将日本平户、长崎变成中国海商海盗集团的基地。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

　　开海后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与移民，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海禁迫使海商变为海盗，开海使海盗归位为海商。迫于西方扩张的竞争和中国当局的限制、压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国海商又重归海盗。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最后海商海盗一体化，华商网络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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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