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四）

我爱石井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我们纪念郑芝龙的第二层意义，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中国势力在郑和远航结束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国海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请大海盗李旦从中劝说据守澎湖的荷兰舰队退走台湾时，郑芝龙还是李旦手下的一员干将。郑芝龙出生在福建南安的石井，曾在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做过商务通事，能说流利的葡萄牙语，可能还是受过洗的天主{3}。他在辽阔的远东水域从事贸易，劫掠商船，去过马尼拉，在日本九州平户岛娶了当地的一位日本姑娘。1625年大海盗李旦、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接替他们成为海盗集团的寨主，势力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膨胀。

　　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只有在中国海三方势力冲突的格局中，才能理解郑芝龙的业绩。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朝廷可以联合西方势力“以夷破贼”，民间海盗也可以联合西方势力骚扰中国海岸打击官军，但在官民冲突中内耗的总是中国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不管联合哪一方，都是得利者。

　　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海上贸易与移殖扩张，不能没有陆上基地。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等曾图谋占据日本，举事失败后撤走台湾，台湾虽已有大陆移民垦殖，但仍不足供给，既不可作为军事基地，亦不可作为贸易基地。只有占领大陆口岸根据地，有物资人员供应，才能扩张海上。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人们普遍注意到郑芝龙的海盗集团军力强大而纪律严整。他们不但“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而且“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13官军屡次追剿，总是大败而归，郑芝龙又不追败军、不杀俘将，不毁城池。对待中国内陆政权，郑芝龙的战略是在冲突中求合作，他等待机会、创造机会，他并不想夺取内陆政权，他的王国在海上，只需要一个陆地作基地。“郑贼固甚么，而狡黠异常，习于海战，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剽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此皆贼之所长。”14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一代名将、抗倭英雄俞大猷的儿子，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逃走的俞咨皋被朝廷斩首，从参劾俞咨皋的上疏中，我们知道郑芝龙的势力：“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城社之鼠狐，甘为爪牙；郡县之胥役，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未行而先泄；官府才一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而下士，劫富而资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忧盗而忧民，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族属亲故，击楫相访，虚往皆得实归，恍若向现任官抽丰。偶或上岸买货讨水，则闾阎市里牵羊载酒，承筐束帛，惟恐后也。真耳目未经之奇变，古今旷见之元凶也。”15福建巡抚熊文灿命戚继光旧部、曾被郑芝龙俘虏的卢毓英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

　　中国海商的机会来了。郑芝龙受抚，使郑氏海商集团合法化，海上扩张获得了内陆支持。下一步将是通过集权化过程统一中国海商力量，垄断整个远东水域的贸易，与西方扩张势力竞争。郑芝龙逐一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刘香老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冲突是贸易竞争与贸易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已察觉到郑氏海商集团的威胁。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邀台湾的荷兰舰队共讨郑氏海盗集团，并许诺事成之后将恩准开放荷兰与中国的贸易。荷兰人欣喜若狂，匆忙纠集起在台的武装开赴福建铜山岛与明朝官军一道围剿郑芝龙。一到那里，荷兰人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俞总兵的官军不见踪影，海面上全是郑家旗帜，荷兰人自己成了可怜的猎物，他们的艘舶被焚毁，士兵被杀被俘。郑氏帆船一直把溃败的荷兰人追击到厦门。这是一场多么愚蠢的灾难。郑芝龙开始公开在海上截获荷兰商船，并威胁阻绝大陆与台湾的航线。一年以后，荷兰驻台湾的总督纳茨沮丧到极点，写信向巴达维亚求援：“（我们）没有船舶能出现于中国大陆沿海区域。一官（郑芝龙）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我们只有区区350人在此等待。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救援，我怀疑尊敬的阁下无法从我们这里获得任何东西，或许只有一条急需修复的船……。”16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华商网络已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如今又摆脱中国大陆朝廷的追剿，后顾无忧地发展自己。民间海商的强大是另一种强大。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中国海商具备了西方扩张的一些条件，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明确的、与海外扩张相应的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17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氏集团就是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享有贸易、征收舶税、调兵宣战的权利。郑氏集团已经有能力有条件在南中国海建立一个统一的贸易王国。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传统观点确定在中国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内，评述历史人物，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范畴中，离不开官与盗、忠与奸、贤良与不肖。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大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如果说郑和远航是以内陆皇权强制利用民间航海贸易力量，不仅扼杀了民间海上扩张的生机，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终止，朝贡贸易难以为继，最终使中国势力淡出海洋。郑芝龙则以民间武装海商集团的力量统合内陆政治军事权威，将中国传统上分裂内损的两种力量统一起来，一致挑战外洋的西方扩张。于中国历史，他在经济上发展了海外贸易与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于世界历史，他创造了一次改写西方扩张历史与中西关系史的机会。此时中国还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国海的扩张，重建中国海上权威，使内陆帝国面向海洋发展贸易、移民拓疆。

　　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为一个多世纪中西海上冲突做出历史阶段性的胜负评判。西方扩张被有效地遏止了，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hdj70121

历史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