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五）

我爱石井

　　纪念郑芝龙，既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复的成功，又是纪念他不可挽回的失败，反思这段历史的意义。纪念的第三层含义，在于反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的失落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在民间不在朝廷；在成熟的、和谐的国内政治秩序与充满对立与挑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在世界历史上一系列的野蛮残酷而又生机勃勃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中，在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清醒的区分性意识中：国内政治在和谐的基点上宽容对立，国际政治在对立的基点上追求和谐。任{3}候任何场合将这中关系倒反过来或意识不清，都是一种灾难。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当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对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与机会。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机会，其中有骄傲也有遗憾，需要纪念更需要反思。1633年料罗湾战役确立了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中国海几乎成为郑氏家族的内湖。1640年，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更进一步地将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用于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他用商船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华夏文明基础，20年后郑成功驱荷入台，又过20年后施琅收复台湾，不过是文明同化的过程中的进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郑氏和平”中，中国已经开始5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海外贸易与移殖，出现了历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在西方人眼里，明朝崩溃，满清入主的背景下，富可敌国的郑芝龙“已瞩目到帝位了。”18

　　中国内陆政权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因为朝廷愿意，而是因为朝廷无能为力。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最后海商海盗一体化。明朝内陆政权对民间海商的关系经历了严厉禁止、限制开放两个阶段后，在最后的日子里开始了最有希望改变世界格局的合作。中国面向海洋扩张的历史冲动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磨难后，迎来光明的一幕。此时出现在远东水域与西方扩张主义者争强的中国势力，已经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一起来，以闽粤沿海和台湾为基地，面向整个东南亚扩张。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潮中，中国是否可以赢下一局？

　　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与郑和船队的海上霸权一样，都不是历史发展大势，而是特殊时势机缘下昙花一现的现象，无法持续、不可挽回、难以重现。中国海外势力强大，在内陆帝国最衰弱的时候。朝廷招抚郑芝龙，也是迫不得已。“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羁糜之。”19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的联合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种暂时的机缘。内陆帝国的制度与理念并没有变，许可与合作是被动的、实出无奈；内陆政权一旦强大，禁海剿海，都可以想见。如果说1633年一切都还显得那么有希望，希望也不会长久。时局新变将在内陆皇朝的冲突中，葬送正在壮大的民间海商力量。

　　郑氏集团创造中国海上秩序与繁荣的那一段时间，正值中国大陆饥荒、瘟疫、战乱、改朝换代。来自北方草原的新一轮胡族入侵再次吞没了华夏文明的汉族政权。满清入关，明室南渡，正统皇族如今投奔到大海贼的门下，世事流转，这是最残酷的讽刺。南明朝廷无力抗清有心内斗，清兵长驱南下，进逼闽地的时候，郑芝龙面临着另一次选择：或者再次入海为寇，或者再次被招安。

　　郑芝龙清醒地认识到，疲弱无能的残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澜。站在内陆皇权中心主义立场上，他在选择对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立场上，他在选择郑氏海商集团的存亡。再次入海为寇，失去陆地根据地，不可能竞争海上；明朝难免覆亡，他也难免新兴内陆皇权的追剿。局势又回到从前，中国海商势力将在中国内陆追剿与西方扩张的夹击中消亡。郑芝龙的立场在海上，他自始至终都是海商，他更喜欢没有领土与疆界的海上贸易王国，他更像战争中卖粮食给敌国发大财的荷兰商人，而不像宁死也不食敌国粟黍的中原义士。他选择了招降，对一再劝阻他的儿子郑成功说：“甲申之变，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业已三分有二。若以小丈夫之气，振一旅而敌天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军归诚，正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古来豪杰亦往往有行之者。清朝正未必忍相弃耳。”20

　　满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这一点郑芝龙看得很清楚。他只是无法料定自己投降清朝后的命运。1646年，清兵进逼安平，郑芝龙派人给博洛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礼仪欢迎他投诚，然后又突然夜间拔营，将其挟持北上。郑芝龙明白，一直让他忐忑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他密书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21

　　郑芝龙被掳北上，郑氏集团的海上王国就留给了他那出色的儿子郑成功。郑成功以反清复明大业，动员民间海上力量对抗陆上政权，使中国大陆政治军事势力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再次对立起来。在中国历史的皇权中心主义视野内，郑成功是英雄，或者是逆贼；在世界历史与中西关系格局内，他是抵御西方扩张的“中国海的统治者”。集结在“国姓爷”旗帜下的中国海商，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集团，而是具有明确的中国传统皇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实体。面对西方扩张势力，没有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在反清复明大业中获得的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又会彻底葬送这种竞争力。反清复明动员郑氏海上力量对抗满清内陆皇权，一方面将民间海商力量与内陆政权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在与内陆不断的战事中牵制与消耗了本来可以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海上力量。

　　郑成功是内陆满清皇朝的敌人，也是外洋西方扩张者的敌人。中国海三方势力对峙冲突恢复到从前，格局与明朝时没有什么改变。西方人依旧借朝廷之势消灭海上竞争者，中国内陆政权依旧借夷人之力剿灭民间“贼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朝结盟，1655年，荷兰使团从巴达维亚启程，前往北京，向朝廷表示，荷兰舰队愿意协助清朝水师攻剿郑成功，并“保证肃清从广东到天津卫所有的海盗”。清朝则再行海禁，1647年，广东已先行海禁，1655年，经闽粤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22海禁推行全国。郑清争夺沿海地区，海禁实际上无法全面执行，直到南京之役郑军败走，沿海地区大部分落入清军之手。1660年，朝廷进一步颁布迁界令，不仅商民严禁出海，沿海居民亦内迁30里。1661年郑成功征讨台湾，迁界令开始实行，村社田宅被毁无数，沿界筑墙戍卒，百姓颠沛流离，惨不忍睹。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郑成功穷郑氏“海上王国”力量反清复明，17年转战，进退无据，恢复无期，最后的日子里，郑成功强撑病体，登高台，持千里镜，望大陆方向，搜寻海上帆影。残酷的战争已使昔日帆影如云的大海变成荒漠。

　　在北京的朝廷里，郑芝龙“终日战兢危惧”，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郑芝龙全家11人被杀。郑芝龙准备受招前曾劝郑成功“识时务为俊杰”，但他本人未必就真能识时务。看清朝代鼎革大势，是识时务；看不清自己招降后的命运，又是不识时务。18年前受明朝招降，是因为明朝已经衰落到意志与能力上根本不能剿灭他，否则绝不容民间海商海寇成为官府海防游击。如今时势不同了，清朝正在兴盛，华夏帝国江山已在囊中，岂容得海寇纵横。实际上，识时务者也未必就能成俊杰。因为历史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招降不能维持郑氏集团的海上扩张，抵抗事实上也无法挽救，即使像他那出色的儿子郑成功那样：“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选将练兵，号召天下”23，郑氏集团的结局也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

　　历史的真实在于不可选择的必然。郑氏父子或郑氏四世的或降或叛两种选择，都无法避免中国武装海商集团最终的灭亡，都无法拯救中国海上力量，挑战外洋西方的扩张。这是中国现代的悲剧所在。皇权中心主义的道德体系可以判定忠奸贤愚，郑芝龙从逆贼到叛将，成了反面人物；郑成功从海盗之子到‘国姓爷”，成为反清复明的真大英雄，但不能说明历史的必然意义。中国传统的臧否人物道德主义的解释只是主观幻觉。郑氏四世海上王国的兴衰，也应该在世界历史与西方扩张东方衰落的大视野中解释。它所揭示的残酷的、令人痛心的历史必然意义在于，中国帝制政权在制度与理念的本质上，是与民间海上扩张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权衰落的时候，东南海商势力兴盛，皇权再度强盛时，中国民间海上扩张即被遏制扼杀。中国内陆政权将再一次消灭了具有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民间海外力量，为西方扩张让出了整个中国海。

　　在帝国朝代更迭、治乱兴衰的历史上，郑芝龙不过是个逞凶斗狠的海盗、卖主求荣的叛臣。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郑芝龙却是真大英雄。他创造了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国海上武装对抗西方扩张并维持“中国和平”的机会，遗憾只是这次机会降临得太难、维持得太短、失落以后就再不复现。

　　郑氏海上王国反清复明，是中国海外扩张事业的悲剧。1683年，施琅带清兵攻占台湾，郑氏四世海上王国最终被身后那片辽阔的大陆收复，在中国历史上，内陆政权再次消灭了民间海商力量，在西方扩张的世界格局内，中国也再次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满清皇朝从本质上是一个保守封闭的内陆政权，其自身制度与理念中不可能产生海外扩张的冲动。何况郑清冲突激化了内陆朝廷与民间海商的矛盾，使内陆朝廷更残酷地扼杀、{3}、限制海上力量。郑氏覆亡，为征讨郑氏组织起来的强大的清朝海军慢慢萎缩解体，成为追缉民间海商与移民的警察。中国海商又成为“没有帝国的商人”与“背叛帝国的移民”。当时或事后，谁也没有想过或假设，郑氏海上王国几十万将士几万艘战船商船，如果在收复台湾后利用时机与中国大陆政权议和合作，将征伐大旗指向面前的东南亚，而不是身后的大陆，世界近代历史或西方扩张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大国兴衰，东西消长，世界近代历史与今日世界格局，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实际上，还有一种假设，并不更荒唐：如果郑氏海上王国放弃反清复明的大业，放弃因皇权中心主义理念造成的与大陆朝廷的对立，选择和平合作，集结起中国海商与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扩张……

　　历史上错过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皇帝不开始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夷狄”的铁甲舰又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2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武装海上集团的基础上发展帝国海军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笨拙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如果中国历史上整合朝廷与民间的力量向外洋扩张，拥有竞逐富强的优势，今天的台湾问题也不致于陷入一种国际化的困境中，将中国内部的冲突置于中国与美日的国际冲突中。可悲的是，历史不能重新开始，更可悲的是，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将所有的教训与灾难重演一遍。

hdj70121

历史的教训。。需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