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海王世家

隔壁老王

■本版由本报记者 　　高鸽采写
　　(下篇：商略篇)
　　从南安石井的郑氏祠堂到晋江东石古寨的丹心石；从五里长桥的水心亭到厦门的演武场（今址位于厦门大学）；从安平古城到宝岛台湾……
　　虽然沧海桑田的变迁已物是人非，但是，300多年前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诗篇。
　　1中国女婿在日本发家
　　虽然明朝是实行海禁的，但是，福建沿海一些小渔村依然有些居民为了生计而“外出兴贩，以海商为业”，南安石井的郑家也是其一。
　　郑芝龙敢闯，16岁时就带着两个弟弟去澳门投奔做生意的舅舅黄程，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那时，澳门是中国与周边各国海上贸易的中心，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港，来自各国的商人在此云集，不同地域的文化也相互交融于此。在澳门，郑芝龙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并且学会了卢西尼亚语和葡萄牙语。经几年的磨炼，他积累了许多商业经验，当上了荷兰商人的翻译。
　　后来，黄程有一批货物要运往日本，他派遣郑芝龙随船前往。就这样，郑芝龙离开了亲人，独身一人来到日本闯荡。
　　据说，郑芝龙刚到日本时，日子可不好过，或者说是非常凄惨。一个满腹才学的堂堂男子汉竟沦落到在平户街头“以卖履为业”，“为人缝纫以糊口”……最后，却是一个日本女人改变了他的命运，她就是田川松———郑芝龙的妻子，郑成功的母亲。
　　关于这段姻缘，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有一天，窘迫的郑芝龙不小心弄丢了辛苦缝衣服赚来的三文铜钱，困境之下，不禁坐在路边流泪。这时，田川松正好路过，问他为何流泪。郑芝龙告知缘由，田川松却说：“以我看来，凭你的能力，赚三百万也简单得如同路边拾草，就为了三文钱哭成这样？至于吗？”
　　田川松的父亲在当地是名望之人，家里条件也不错，于是，这位陌生的日本女人开始慷慨出资赞助这个素未谋面的中国小伙。后来，郑芝龙不但在日本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且，还娶到这个颇具慧眼的日本媳妇，真可谓是“财貌双收”。看来，成功男人背后，确实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沾着岳父的光，郑芝龙开始与日本的上层人物交往，包括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对这个中国小子可是礼遇有加。当时，日本是个几乎封闭的国家，德川家康根本无从了解海外的世界是个啥模样，而郑芝龙见多识广，履历丰富，让德川家康大开了眼界，他还给德川家康献上了一些药品和一部《经国雄略》。
　　侨居日本的大华商李旦非常赏识郑芝龙的才华，将他留在身边，委以重用。李旦是对郑芝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是当时长崎的华人领袖———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交结甚广，人称“中国甲必丹”（意为：中国船长）。而郑芝龙把他当做父亲一样对待，对事业尽心尽责。最后，这位“中国船长”在去世时，把他的家业传给了这位有才华出众的“义子”，而不是他那不争气的亲生儿子。
　　
　　2我的地盘我做主
　　后来，郑芝龙从日本到台湾，又从台湾到安平，最终，把自己的府邸建在了这里。
　　从此，安平成了这个巨大海商帝国的中心。郑芝龙府邸的西侧，就是五里长桥，船只可以穿过桥洞直接泊在家门口。在如今看来，他的府邸真是名副其实的海景豪宅了。
　　郑芝龙有两句口号：“世上无君子，天下皆可取货”、“黄金战百胜”。虽然有些过于拜金主义，但在当时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来说，还是非常有“革命性”意义的。他凭借着李旦厚实的家底和实力雄厚的海上武装，把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远。
　　当时，他主要有两条商业航线：东线到日本、朝鲜半岛；西线通往东南亚诸国，并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把货物远销到欧洲。
　　“日本人喜欢瓷器、药材、砂糖……欧洲人是不养蚕的，丝绸向来是他们的最爱，尤其是苏杭的绸缎，赚个二三倍应没问题，江西的瓷器他们也很喜欢……哦，船从柬埔寨回来时可顺便进些象牙、犀牛角，这些可是好东西……吕宋和三佛齐的香料和苏木也是这边的抢手货……”郑芝龙丰富的阅历和外交能力使得他在商业上如虎添翼，牢牢地把握住了市场的需求和利润关系。同时，他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重要的商船中转站———澎湖设立市场和关隘，对往来的商船征收通商税，每舶“例入三千金”，单单这一项收入，每年就有数千万。他还对往来通商的船只做统一调度和管理，没他颁发的“郑氏令旗”，你的船将“无法往来”。
　　面对如此的“霸王条款”和“垄断协议”，自称海上霸王的荷兰人当然不爽了，于是，他们开始不安分起来：常抢劫中国商船、扣押中国商人的货物，甚至想用军舰和大炮强取豪夺。然而，郑芝龙的原则很明确：商业利润铢辎必争，决不放弃利益。别忘了，他可有数万的郑家水军！几次打败荷兰人之后，他们不得不服，抢的船乖乖放回，犯了错乖乖道歉，想继续做生意？乖乖地让我收税抽成吧。
　　在通商之时，文化也在传播、交融着。趁着郑芝龙打破海禁的这段黄金时期，各种东南亚、西方的文化得以进入我国，中华文明也随着商船远行海外。尤其是日本，由于倭寇之患，中日往来已断绝多年，正是借着郑芝龙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还有往来于海上的商船，这段历史的空白才得以填补。
　　
　　3先经济制裁再开战
　　一提到郑成功，大家联想到的肯定是骑着战马，手持宝剑，指挥着千军万马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大将军，大英雄。其实，郑成功并不只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的生意经也相当精明，绝对是实打实的文武双全。
　　虎父无犬子。
　　在郑芝龙忽然被劫持往京城之后，郑成功就一手接过了父亲的家业，这个庞大的海商集团的领导权在毫无准备和预兆的情况，就压在了郑成功的肩上。不过，他不但没有败家反而做得比父亲更好。在不断扩大商业往来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拓展与各贸易国的外交关系，从经济入手，然后打政治牌，非常有远见。例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曾提到：“柬埔寨、日本的援军旦夕可至。”由此可见，他当时和日本、柬埔寨等国的政治关系非同一般亲密。
　　话说，“二战”后的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他有两个招牌绝招，“金元”和“大棒”———要对付你，往往是先在经济上制裁你，然后再出兵动武。不过，这个模式郑成功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用了。
　　在郑芝龙离开后，荷兰人就开始变得猖獗起来，霸占了台湾岛，郑家的商船经过台湾，“红夷每多留难”，而且红毛在海上又开始不安分起来，中国商船屡屡遭抢，商人们怨声载道，纷纷上书国姓爷讨还公道。紧接着，台湾又发生了荷兰殖民者{3}当地民众起义一事，大肆屠杀居民。郑成功怒了，决定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制裁。他下令，本土各港和周边各国州府都不得与台湾通商。这道法令一颁布，荷兰人马上吃到了苦头，因为台湾是荷兰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台湾被“禁商”制裁，他们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此遭受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最严重的经济打击。
　　接着，郑成功照会荷兰当局，声明不得妨碍中国商船的正常海上贸易。然而，嚣张的荷兰人置若罔闻，不但严禁中国商船开往马六甲等诸多海域，还抢劫中国商船。郑成功毫不示弱，决定将经济制裁进一步扩大到荷兰人在东亚的大本营———巴达维亚（雅加达）。同时，对荷兰抢劫中国商船的暴行提出了严重{3}，并要求赔偿。
　　在当时，有如此胆略的人，东方只有郑成功一人。郑成功对台湾和巴达维亚的经济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荷兰的整体实力，削弱了荷兰殖民者赖以生存的海上经济，为以后武力攻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郑氏父子开发台湾
　　台湾是郑芝龙最早的根据地，那里是他的“基业”，所以，郑芝龙一向非常重视台湾的开发，他，也是历史上大规模开发台湾的第一人。
　　郑芝龙初到台湾时，就感叹这是块宝地。有地，要有人开发、耕种才行啊。
　　当时，福建沿海屡遭海寇与荷兰侵略者骚扰，连年战火，许多人流离失所，家园被毁，于是，郑芝龙号召他们到台湾定居，开发宝岛台湾。没种子？没耕牛？没农具？……没关系！只要你人肯去，这些我全部免费送你们！就这样，数万人在郑芝龙的资助下乘船东渡，他们成为历史上开发台湾的第一批大规模大陆移民。也正因如此，当郑家军在台湾登陆后，当地的居民会如此的拥戴，把他们当作是前来相救的自家人，甘愿舍命相助。
　　而真正掀起台湾大开发热潮的人却是郑成功。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实行“迁界”。此举一出，许许多多的居民不但没有迁往内陆，而是下海东渡投台湾而去。
　　刚刚收复的台湾经过了荷兰人38年的农奴式殖民统治，生产力发展缓慢，而郑成功要把台湾作为抗清的大后方，就须对台湾加以精心开发，这样才能有抗清的物质基础。当时，台湾有郑家军十多万，按理说，军粮的供应非常吃紧。其实不然，郑成功采用了“寓兵于农”的政策，把自己的军队分设在乡间地头，除了练兵操演，还要耕田种地，自给自足，如同南泥湾的三六九旅。
　　同时，郑成功还大量收购台湾高山族居民的各种土特产，如鹿皮、鹿脯、樟脑、硫磺等，远销海外，换来铜、铁、铅等军需品，不但做到了以商养战，同时又使得民间贸易兴盛繁荣，民族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另外，郑成功相当注重文化教育。荷兰人统治时期，推行的是奴化教育，而郑成功却“为学院，以叶亨为国子助教，聘中土之儒，以教秀士；各社指小学，教之养之”。后来，清朝占据台湾时，看到许多高山族子弟“与中土人民无异，且能读《论语》、《大学》、《中庸》”。
　　
　　■感谢曾平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广南教授等人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萧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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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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