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父亲曾在海上亦盗亦商（广州日报）

石井扩报师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画像

　　在讨论中国航海史时，人们常有一种错觉，认为中国古代的海上辉煌时代，在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很多年，郑成功可以纯粹凭借海上力量，将已经在我国台湾岛经营多年的荷兰殖民者连根拔起，礼送出境，并且在所谓“大航海时代”中，牢牢掌控着南中国海的广大海域。

事实上，在以郑和为代表的官方航海活动式微之后，民间的航海活动仍旧活跃。郑成功所倚仗的强大武力，是以他之前许多代中国“海商王”们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郑芝龙。这些亦盗亦商、时官时民的弄潮健儿们以雄浑的气魄、过人的胆识以及对海洋天然的亲近感，为古代中国世界大帝国的梦想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文：记者 卜松竹

郑氏海商集团明代崛起

按照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的看法，直到17世纪的晚明，中国的海上力量仍然称雄海上世界。明代的中国，前有郑和，后有郑成功，“二郑”的海上功业名垂千古。郑成功是民间海商集团在身份转换、重新整合之后的代表，并且在与西方的海上博弈中胜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郑成功掌控郑氏海商集团之前业已发生。

在万明看来，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市场的流通中成为主币，加之本土矿藏不足，巨大的内需促使人们到海外寻求，不断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爆发。由于“东洋”贸易的凸显，使得福建海商取得了区位优势。同时，中国与菲律宾、日本的贸易必经之地—我国的台湾岛，也史无前例地迅速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进入16世纪以后，西方的武装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晚明相继来到了东方海上，他们均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式，从此，海上贸易竞争进入了白炽化。嘉靖年间平息倭乱以后，明朝的海外政策发生转变：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

郑氏海商集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万明指出，隆庆、万历以后，私人海上贸易已经蓬勃发展。漳州月港的海上贸易极为兴盛，周边的港口也活跃了起来。泉州安海港是海上贸易的古港，此时以民间海上贸易发达著称于世。而安海正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创始人郑芝龙（郑成功父亲）的家乡。

料罗湾海战：中国首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

郑芝龙海上集团开始成熟的年代，正是明朝在海上遭遇西方挑战的多事之秋。

郑芝龙小名一官，号飞黄，泉州南安石井人，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成长在一个参与海上贸易的家族之中。他随母舅黄程经商，在日本结识了旅居平户的中国海商领袖颜思齐。颜思齐拥有大批船舶和资财，以日本为据点进行海上走私贸易。1624年，他们由于反抗德川幕府，事机泄漏，驾船逃至我国台湾。翌年颜思齐病故，众推郑芝龙为首。郑芝龙在台湾设旗号、竖帅旗，整军经武，组建了一支完备的武装力量。郑芝龙海上武装集团，也和其他“海寇”一样，骚扰沿海，与官军对抗。但其目的不仅仅是劫掠和走私，他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就是用武力胁迫官府招抚，进而以合法地位控制海疆，冲破海禁的羁绊。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说：“世无君子，天下皆可货取耳！”

从1626年开始，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城镇展开了一系列攻击行动，但与其他海盗集团不同，他的部属“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这种独树一帜的方式很快让他成为明朝官府招抚的对象。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郑芝龙接受熊文灿的招抚。随后，在官民和荷兰人的支持下，相继平定了李魁奇、钟斌等其他海上武装力量，声望日隆。

在接受招抚之前，郑芝龙与荷兰武装殖民者已经有所联系，双方保持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在崇祯六年（1633年）被打破了。在此之前迟迟无法打开与明政府贸易通道的荷兰人决定动用武力。7月12日，荷兰舰队突袭厦门，击毁包括郑芝龙军队在内的大战船约30艘，以及20~25艘较小的战船。

郑芝龙实施的报复很快到来：他在福建官府与民众的全力支持下，10月22日，重新集合各种火船战船150艘，在金门岛的料罗湾击败了荷兰与海盗刘香的联合舰队。根据中方史料记载，参加料罗湾海战的荷兰舰队有九艘夹板大船，配合荷兰舰队作战的刘香海盗船有50余艘。在交战中，中方采取了新的战术，不管是什么船只，只要遇到荷兰船就进行接舷战，士兵跳过敌船肉搏，作战不利时便放火{3}，让其烧至敌船。当荷兰战舰一艘被焚一艘被俘之后，荷兰人大败而逃。这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战役。

“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但在料罗湾海战时期，郑氏集团和福建官府的力量仍不足以将荷兰人赶出我国台湾，于是郑芝龙与荷兰人展开和谈。除了索取赔偿之外，还有一个要求是荷兰人不再支持郑芝龙的竞争对手刘香。而中方答应允许福建商人到台湾进行贸易，荷兰则保证再也不到大陆沿海袭扰。

崇祯八年（1635年），郑芝龙终于全歼刘香船队，刘香跳海自杀。郑芝龙荡平了海上的各个海盗利益集团，掌控了贸易网络。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称雄国际市场，在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独有南海之利”。资料记载，他接受安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因而“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晓望指出，当时荷兰人对台湾海峡的入侵，使他们获得了一半的海峡控制权，并通过不断的袭扰战争迫使中方承认荷兰人占据台湾。对隔海相望的福建商人来说，他们为了不受到更深的损害，被迫将原有利润中的一部分分给荷兰人，无疑是一大损失。从福建商人的发展要求来看，他们无法容忍在自己的家门口存在这样一个心腹之患。郑成功的贡献在于，他在漫长的抗清斗争中，组织起一支具有深厚海商背景的强大军队，并最终凭借着这样一支军队，收复了台湾。有研究者认为，由于郑芝龙海商集团的逐步壮大，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向我国东南沿海扩张的势头受到了遏制，无法跨越闽粤沿海。郑芝龙集团的存在也影响了欧洲人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荷兰人利用他抵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但郑芝龙最后也控制了荷兰人的对华和对日贸易。郑芝龙投降清朝并被挟持到京处死后，郑氏集团虽受到一定程度的{3}，但实力仍旧保存了下来。这为郑成功后来继续以商养战留下了较好的根基。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