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华／口述 陈佳桦、张亮／记录整理)
懵懂时期的成长
在印尼，很多华人深感自己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原因在于缺少文化，为了自己的孩子将来避免走他们的老路，他们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上学很早。
在印尼，我曾就读于三所学校，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华侨中学。1945年以前我一直都是在清华学校读书，在那度过了我的小学时代。还记得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老师给我们介绍《西行漫记》，从那里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向往中国共产党，渴望进步的种子。
我的为人、好学、不怕苦不怕难的性格完全是从小受到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小时我们家经济困难，但是母亲却能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从不喊苦喊穷。她告诉我“做人要有志气，在遇到困难时，不要向困难低头。”我将母亲的话语牢记在心。以后在任何危难时刻，我都会用母亲的话激励着自己，我尤其喜欢孟子的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进步思想熏陶下的成长
1953年我从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就直接留在华侨中学任教了。
其实当时我们是想到中国深造，要求回国的。那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好，大家很受鼓舞，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激励着海外华人的心，想回国投入建设。但当时大使馆一直做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回去，说华校需要老师，而我们也是华校比较优秀的毕业生。
我的爱人甘美凤是清华学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在清华读了10年，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中毕业，她毕业后被派到华侨中学当老师，她教数学，我教语文和历史。
见证亚非会议
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当时我和美凤有幸参加了周总理接见侨领华侨各界代表的招待会。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发生爆炸。这一事件的发生，国内外震动很大。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印尼高层领导苏加诺也加紧了安全保卫工作，采取严密的戒严守卫措施，确保领导人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华侨社会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保卫周总理，保卫代表团祖国亲人的安全！”的呼声在印尼四起，早在3月间华侨社会就已决定成立华侨支援委员会，并在雅加达和万隆各设分会。由于华校学生非常爱国，拥戴周总理，在中华总会的组织策划下，广大华校师生也加入了保卫总理的队伍，成为保卫的主力军。
当初总理乘坐的飞机抵达万隆时，我在机场的迎接队伍里有幸看到了周总理。那一面我印象很深，当时马路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等待总理的群众，大家都期待着能一睹伟人的容颜，我也满心期待着。当总理的车子驶过跟前时，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很苍白，后来看了《生活报》《新报》报纸才知道，原来总理得了盲肠炎，在北京动过手术，在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又到了云南，再到万隆的，他是带病前往的。总理的精神真的是让人感动。
在从机场到总理驻地的沿路，保卫工作也早就布置安排好了。我和美凤当时是华校的老师，上头也指派任务，由我们负责组织带领学生，分布在沿路各地。学生们保卫总理的热情极高，一方面期待着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一方面做好保卫工作，注意四处可疑人物。当时学生的人数很多，华侨中学、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广华学校等都派出了学生队伍，还有选派那些身强力壮的学武术的学生，参加警卫队。参加的学生们个个热情高涨，都很骄傲，后来《我为周总理站岗》等等文章都相继登出了。
总理在印尼期间的住所是由印尼的华侨领袖提供的别墅，住所里的食物及总理房里天天更换的鲜花都是由印尼万隆华侨妇女会负责采购。当时的印尼华侨领袖洪载德还带领一批热心的华侨轮流在总理住处附近值班，密切注视周围的动静。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在25日清晨接见当地的华侨代表。考虑到安全问题，总理接见华侨的地点被安排在广肇会馆创办的广华学校里，总理真正接见代表和讲话的地点是在广华学校的礼堂。那时我是作为一名进步可靠的青年，被选为周总理到广华中学视察时的服务人员。在这之前，我曾到礼堂看过，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所有工作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礼堂的外头是一个三岔路口，像丁字街一样，中间有棵大榕树，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帮学生，学生们既可以听到周总理在礼堂里面的讲话，同时又形成了一道道人墙，起到很好的保卫作用，使反动派们难于下手。
我爱人美凤非常幸运，她作为万隆华侨妇女总会的年轻代表，当时22岁，直接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她与总理握手之后，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照片作为留念。当时周围的同学朋友们羡慕不已，大伙事前都有交待，若是其中的某位同学与总理握手了，回去后一定都不能洗手，要将手与其他同学共享，让周围的同学也间接握握伟大的周总理的手。到总理离开以后，总理所使用过的茶杯，坐过的沙发等，侨领们都争抢着要买。那段经历真是我们一生的光荣啊！
当时一名负责保卫总理的印尼宪兵，也曾感慨地说道：“周总理不仅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也是我们全亚洲的领袖”。
回国历程
由于亲见周总理的到来，以及亚非会议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出生成长在印尼的这一代华侨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们都热切期盼着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和我爱人回国都是一波三折的，印尼中华总会，包括华校的领导都要求我们留在印尼，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的回国愿望才得以实现。
回国那年是1957年6月，我一个人先回到中国，美凤是6月底回来的。我父亲和一家人则是1960年回来的。回国后我就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记得父亲他们回国时我在读3年级，当时我正在南普陀山上种树绿化，忽然有个学生对我说“你的家人回来了。”我很惊愕！我全家人本来要分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但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哭了，闹着“我要找我大哥”。这样一哭，就把我全家人安排到厦门来了。
我在1957-61年四年大学期间，其实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因为57年反右，接着反右倾，三面红旗，58年一个台风，再一个炮轰金门，我们接着就下乡了。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还有工农速中，到农村去，先到同安，最后到龙岩，碰到全民炼钢，我们59年到了漳州，再到集美，才开始读一点书，60、61年时读书才读得多一点。我毕业后就留在系里从事教学和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直到退休。
由于我长期专门从事华侨历史、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至今还和印尼万隆华人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万隆各华校校友会就是我们联系的一个纽带。
印尼的万隆华人社团
万隆华人社团，在苏哈托统治时期是完全被取缔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重新出现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苏哈托倒台后开始雨后春笋般兴起。
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上台后，借“9.30事件”的机会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印尼共产党的分裂活动，宣布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取缔了被称为华人社会“三宝”的支柱——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华人社会互帮互助的精神立刻失去了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以开展慈善福利事业为宗旨的福利会、基金会逐渐在印尼华人社会出现，担负原先华人社团的作用。
在20世纪40—60年代原先接受过华校教育的学生，有的已经事业有成，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这批学生切身感受到华文教育带给他们的好处，意识到华文教育对提高华人的素质、道德、生存能力，增强华人社会的内在凝聚力的独特作用。这样，经他们发起，在印尼成立了各个华校的校友会，如南化校友会，清华校友会，侨中校友会、广华校友会、义华校友会等。校友会开始时都是零星出现的，一直到1990年代，中印复交后，才大规模的建立。
万隆各校校友会是华校校友们自发的一种团体，是怀念往昔时光的校友们自愿参加的互助团体，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校友们提供聚会联络、帮助、互通消息等。如今校友会的活动逐渐扩大，像以前的华人社团主要注重华人社会内的事务，向身陷困难处境的华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而现在校友会的发展除了为校友，华人提供帮助外，对当地人民、社会的事务也很热心。各校友会不时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比如：对当地的贫困家庭进行慰问，为身在边远地区教书却拿不到足额工资的印尼教师送上生活的必需品，印尼海啸发生后对灾区进行慰问等等，校友会的这些活动对社会做出了自身的贡献，同时对于帮助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起的作用也很大。
万隆各个校友会是以校友们各自所在学校为单位。由于一些实际的因素，暂时还很难组建一个总的校友会，只是有时由于举办活动的需要，它们会联合起来。校友会要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立一个总的校友会看来也是迟早的事。
厦门的万隆校友会
早在1985年，在改革开放浪潮里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城市广州就诞生了万隆校友会，在海内外，它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万隆校友会，起着带头和辐射性的影响，推动了香港、北京、天津、上海、厦门等地万隆校友会先后成立。
在广州校友会建立后，就有人和我联系，要我组建福建省的校友会，他们认为我在印尼读书期间就有组织才能，而且现今是厦门大学的历史系老师，非常适合担任此项工作。当时我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再加上家里有很多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筹建福建省万隆校友会。等我退休后厦门市侨联又将此任务交于我，我才答应了。于是在1993年10月才建立厦门市万隆校友会。
厦门地区在印尼读过华校的人不多，且各分属不同的学校，我们集中在一块，成立了厦门市万隆校友会。我担任校友会的会长一职。我们这个校友会定期在每年十月中旬或十一月初召开一次年会，互相交流，谈谈现今印尼的政局，华人在印尼的状况；平时主要对有困难的校友进行慰问，如生病住院的会送去一束鲜花和少量现金；有时也会定期组织出游活动，大家交流心得；若有印尼的华侨校友来到厦门，我们校友会热情接待，进行交流。
回国历程
由于亲见周总理的到来，以及亚非会议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出生成长在印尼的这一代华侨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们都热切期盼着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和我爱人回国都是一波三折的，印尼中华总会，包括华校的领导都要求我们留在印尼，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的回国愿望才得以实现。
回国那年是1957年6月，我一个人先回到中国，美凤是6月底回来的。我父亲和一家人则是1960年回来的。回国后我就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记得父亲他们回国时我在读3年级，当时我正在南普陀山上种树绿化，忽然有个学生对我说“你的家人回来了。”我很惊愕！我全家人本来要分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但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哭了，闹着“我要找我大哥”。这样一哭，就把我全家人安排到厦门来了。
我在1957-61年四年大学期间，其实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因为57年反右，接着反右倾，三面红旗，58年一个台风，再一个炮轰金门，我们接着就下乡了。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还有工农速中，到农村去，先到同安，最后到龙岩，碰到全民炼钢，我们59年到了漳州，再到集美，才开始读一点书，60、61年时读书才读得多一点。我毕业后就留在系里从事教学和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直到退休。
由于我长期专门从事华侨历史、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至今还和印尼万隆华人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万隆各华校校友会就是我们联系的一个纽带。
印尼的万隆华人社团
万隆华人社团，在苏哈托统治时期是完全被取缔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重新出现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苏哈托倒台后开始雨后春笋般兴起。
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上台后，借“9.30事件”的机会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印尼共产党的分裂活动，宣布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取缔了被称为华人社会“三宝”的支柱——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华人社会互帮互助的精神立刻失去了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以开展慈善福利事业为宗旨的福利会、基金会逐渐在印尼华人社会出现，担负原先华人社团的作用。
在20世纪40—60年代原先接受过华校教育的学生，有的已经事业有成，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这批学生切身感受到华文教育带给他们的好处，意识到华文教育对提高华人的素质、道德、生存能力，增强华人社会的内在凝聚力的独特作用。这样，经他们发起，在印尼成立了各个华校的校友会，如南化校友会，清华校友会，侨中校友会、广华校友会、义华校友会等。校友会开始时都是零星出现的，一直到1990年代，中印复交后，才大规模的建立。
万隆各校校友会是华校校友们自发的一种团体，是怀念往昔时光的校友们自愿参加的互助团体，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校友们提供聚会联络、帮助、互通消息等。如今校友会的活动逐渐扩大，像以前的华人社团主要注重华人社会内的事务，向身陷困难处境的华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而现在校友会的发展除了为校友，华人提供帮助外，对当地人民、社会的事务也很热心。各校友会不时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比如：对当地的贫困家庭进行慰问，为身在边远地区教书却拿不到足额工资的印尼教师送上生活的必需品，印尼海啸发生后对灾区进行慰问等等，校友会的这些活动对社会做出了自身的贡献，同时对于帮助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起的作用也很大。
万隆各个校友会是以校友们各自所在学校为单位。由于一些实际的因素，暂时还很难组建一个总的校友会，只是有时由于举办活动的需要，它们会联合起来。校友会要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立一个总的校友会看来也是迟早的事。
厦门的万隆校友会
早在1985年，在改革开放浪潮里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城市广州就诞生了万隆校友会，在海内外，它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万隆校友会，起着带头和辐射性的影响，推动了香港、北京、天津、上海、厦门等地万隆校友会先后成立。
在广州校友会建立后，就有人和我联系，要我组建福建省的校友会，他们认为我在印尼读书期间就有组织才能，而且现今是厦门大学的历史系老师，非常适合担任此项工作。当时我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再加上家里有很多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筹建福建省万隆校友会。等我退休后厦门市侨联又将此任务交于我，我才答应了。于是在1993年10月才建立厦门市万隆校友会。
厦门地区在印尼读过华校的人不多，且各分属不同的学校，我们集中在一块，成立了厦门市万隆校友会。我担任校友会的会长一职。我们这个校友会定期在每年十月中旬或十一月初召开一次年会，互相交流，谈谈现今印尼的政局，华人在印尼的状况；平时主要对有困难的校友进行慰问，如生病住院的会送去一束鲜花和少量现金；有时也会定期组织出游活动，大家交流心得；若有印尼的华侨校友来到厦门，我们校友会热情接待，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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