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流放者归来

左岸偏左

撰文/朱靖江 摄影/徐安(鼓浪屿上纪念郑成功及其战友的雕塑)
　　迷雾中的背影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岳飞·《满江红》
　　晨雾未褪，风软潮平。鼓浪屿礁岩上郑成功的巨石雕像只是微茫地露出一道剪影，如大梦初醒前最后一瞥凝视。熙攘的早市中，许巨星先生照例坐在龙头路口的老店里，要一碗5元钱的鲜肉鱼丸。42年前，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才从新加坡{3}中脱身返国的许先生，几乎赤手空拳地在郑军营寨的故址——日光岩下，营造起一座馆藏丰富的郑成功纪念馆。荏苒的光阴增值起古物的身价，连当年那些经他之手仿造的复制品，如今也被珍藏在玻璃橱柜里，坦然迎对着瞻仰者的目光。而鬓发斑白的许先生却依然道不尽郑成功的生前荣辱与死后声名。
　　“郑成功是孤臣与逆子，战将与儒士，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与香火鼎盛的民间神祗。” 许巨星信步走在幽深的巷子里，一边与老街坊不停打着招呼，“他在血液里流淌着中日两族的基因，也奔腾着海洋冒险家的气息。郑成功或许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悲剧英雄，可惜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近代史——面朝大海的商贸开放史，或许也因他的过早辞世而夭折。”
　　曾经是郑成功根据地的鼓浪屿，早已在近一百年的西潮涤荡下洗尽了戎马征尘，花园洋房与钢琴管乐，拨弄着岛上略带些殖民趣味的“欧陆风情”。湿润的海风懒散地打发着光阴，老人们围坐在街心花园里耍牌消遣。日光岩下，故垒西边，虽然一组青铜铸就的兵马雕像意欲还原那个时代的些微印象：把守营门的武士与“博饼”游戏的郑军官兵，但游人似乎不愿过多追忆那个满怀家仇国恨的古代青年午夜徘徊时的悲苦呻吟：

左岸偏左

　　公元1646年，清军入闽。曾经赐予他“国姓”，并为其更名“成功”(郑成功原名郑森)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败亡，父亲郑芝龙不战而降，母亲田川氏受辱殉难，甚至南京太学时代的授业恩师——一代大儒钱谦益也弃节仕满，儒家传统信仰中最为神圣的“天地君亲师”在一瞬间竟崩溃无遗。对于中国士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系列打击更为沉痛。时年22岁的郑成功如何挣扎在灵魂的炼狱里，而又不得不挺身担当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双重沦陷，这一段心灵史无人可以复原。不过，当他在孔夫子的庙堂前焚毁了儒者衣冠，发出“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儒服，唯先师鉴之”的苍凉慨叹时，支撑着这位悲愤青年的最后一点希望火焰，或许依然是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血性操守，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情怀。

　　于是这座弹丸大小的鼓浪屿便成为郑成功精神上的再生之地。虽然在21世纪的晨雾里，我徘徊于这孤岛上所见到的一切——爬满青苔的老宅、拉木板车运货的河南民工、小店里兜售叫卖的海螺与馅饼以及在“保生大帝”祠堂边打麻将的老人——都显现出一份安逸无争的桑榆晚景，但357年前，当“招讨大将军国姓”的旗帜高高飘扬于日光岩上时，鼓浪屿却曾是整整一代政治、军事、文化精英唯一的希望所在。它以一种青春的锐气召唤着反叛者殊死的追随，更以决然的姿态否认着历史的宿命，甚至当这场近乎绝望的抵抗最终湮没于“康乾盛世”的颂歌时，在中国底层的秘密帮会里，“国姓爷”郑成功依然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性命托付者。

　　“三杯合自然。”距鼓浪屿二百余公里，漳州东山县博物馆的陈立群馆长拈起一枚精致的白磁酒盏，指给我看它杯壁上镌印的一行草书。这是从东山海域发现的郑成功沉船中打捞出来的遗物之一，据猜测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些暗地里的关联。天地会流传下来的《三点革命诗》有“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从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的入盟诗，虽说天地会究竟与郑成功有多大的瓜葛，史学界仍广有争议，但“三杯”与“三点”之间的语义默契，多少令研究者有些答对了“江湖切口”式的暗自兴奋。

　　“那两艘沉船还在海边上，你们真该去看一看。”陈馆长摩挲着一尊锈迹斑驳的郑军铜铳，将目光投向窗外苍茫的海岸线上。

　　战船的灵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

　　农历二月初二，正是大潮退落、渔家赶海的日子。东山岛上冬古村的女子与娃娃们在骤然伸展出百米开外的大滩上俯身搜寻着海货，几只小蟹张惶地在乱石与杂物间四散奔逃，两根半埋在淤泥里的黝黑铁筒成了它们最好的临时避难所。螃蟹们其实正躲在郑成功战船的炮口之下，只不过三百余年的海底生涯，令这些昔日里喷火投弹的致命武器，早已经披挂起铁锈、泥沙与海贝胶合的盔甲，浑噩地泯然于海族的芸芸众生中了。

　　桑建平先生就住在海边的小棚屋里，负责照看这两尊铁炮以及泥沙之下更多的郑军遗物。4年前，两位渔民发现退潮之后的海滩上有些隆起的异状，随后的初步发掘便现形了铁炮、铜铳、船板、制钱以及瓷器细软。文物工作者籍由制钱上“永历通宝”的年号以及铜铳上铸印的“国”字(应为“国姓”之首字)标识，判定这是两艘郑成功时代战船的遗骸。作为对抗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支残明势力，郑氏自克土爽(成功之孙)从台湾归附以来，便在正史中销声匿迹。虽然身为“开台圣王”的郑成功在台湾民间依然香火鼎盛，又始终是汉人“反清复明”的精神偶像，但终归因前朝余孽的身份，极少留下确凿的史料实物。大海总算为她昔时最宠爱的踏浪健儿保存下两船斑斓的旧忆：它令战船朽木的躯体得以安息，却让不肯永远沉默的灵魂浮出水面，以每一枚哑然的炮弹，每一片细碎的陶瓷，为一段被强权抹去的历史放声呐喊。

　　桑建平舀起一盆海水，冲了冲炮管上淤积的泥沙。粗糙的铸铁炮身在晨曦映照下坚实而厚重。海潮将涨，最后几个出海的渔人将收拢的渔网搬回岸上。泛着白沫的水波层层围起那堆杂乱的遗迹，一切仿佛又归于混沌。两尊铁炮在被海水淹没的瞬间，仍然昂起它们锈迹斑驳的身躯，挣扎着向历史的深处轰击……

　　据《闽海纪要》等史书记载，自1648年至1652年间，郑成功曾多次“募兵于铜山(今东山)”。1661年收复台湾之役，更有五百余名东山青年随军出征。出身于海商巨贾的郑氏集团与打鱼为生的船家水户本来就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满清朝廷以暴力推行的“海禁”政策，更迫使靠海吃海的闽南渔民彻底倒向郑氏一方。因此郑成功拥有一支纵横四海、所向披靡的精锐水军，而闽粤交界之处的东山岛就是郑氏最大的造船和水军基地。

　　东山始终是明朝海防的最前线，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九仙顶屯兵设寨，“水寨大山”也因之而得名。熟读戚继光兵书战策的郑成功命令士兵负重操演，“求惯海之人，能狎风涛，耐劳苦”，而谙熟水性、膂力过人的东山渔民自然成了郑氏水师的骨干力量。和西洋文化侵蚀日久的厦门相比，东山岛似乎更保有当年的“闽海雄风”，人们亦淳朴(下转133页)

　　而强健。沧海桑田仿如隔世，如今站在山顶的水操台(与鼓浪屿的日光岩相仿，也是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指挥台)举目四望，城郭人民大异于往昔，惟有海湾内停泊的片片渔舟帆影，似乎仍在等待着“国姓爷”一声令下，便飒然扯起战旗，拔锚启航。

　　船是郑成功所开创一切伟大事业的根本。在大澳湾畔的东山造船厂，新鲜的刨花气味刺激着古老的回忆。几艘尚未完工、还保持着原木本色的新船，于夕阳的映照下焕发出黄金般的光彩。

　　“古时的船更狭长一些，更需倚靠风与水的动势。”在造船厂工作了五十多年的老李师傅停下手上的活计，为我指点古今船型的演变，“但它们结构与性能的差别其实并不很大。”就在这座船厂的地基下面，曾经发掘出昔日船坞的轨道与船舶的遗迹；而一种名为“大青头”的帆船——几乎就是当年郑军战船的嫡系后代——至今仍在闽海的波涛里游弋。趁着最后一抹余晖，工人们用刀斧钻锯雕琢着船舷与甲板。粗木榫接的船体有如肌肉强健的身躯，手工打造的凹凸纹理甚至让人感觉到体温。原来每一艘木船都有自己的风骨与性情，一种在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上不复存在的独立灵魂。“这恐怕是我们建造的最后几艘木船了。”抚摸着曲线光滑的船身，李师傅有些黯然伤怀，“成材的木料越来越少，想预订木船的渔户也没剩下几家。”他将手中的曲尺指向不远处另一个船坞：“瞧，我们都要转行去造新式的铁壳船了，但它能算是真正的船吗？”

　　钢铁焊造的渔轮冰冷地背对着白发苍苍的造船匠，正如历史最终遗弃了郑成功和他支撑的残明王朝，将聚光灯下的舞台交给了拖着长辫粉墨登场的满洲旗人。但郑成功出演的这场大戏从来也没有真正落幕，“丁无可如何之厄运，抱未得曾有之孤忠。”它始终在中国民众心中奏响异端的战歌。残阳如血，那几艘金色的木船像是要燃烧起来，恢宏的暮色里，成百上千艘战舰的灵魂在海风中唱和。

　　故乡的云和花朵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复台诗》

　　厦门大学的足球场刚好坐落于郑成功的演武场故址，海滨的“演武路”从校门外斜掠而过，悄然提示着本地的渊源。“李自成、多尔衮与郑成功都死于39岁，这种历史的巧合其实很堪玩味。”厦大历史系的杨国祯教授说，“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原农民、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南海商的政治势力。虽然历史不能以假设立论，但其中任何一个人赢得了胜利，都可能将中国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上去。”

　　1659年，郑成功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虽然他曾那么临近了胜利的边界。“十万健儿天讨至，雄心激似大江潮”的豪情壮志付诸流水，退守金厦乃至东征台湾成为他不得不走的一步残棋。尽管在人生最后的三年里，郑成功以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功勋彪炳史册，但在那个大航海的时代里，籍由海市通商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这一更大的梦想，却因他的猝然早逝，及其子孙困囿于台湾孤岛的无所作为，最终宣告了“海洋中国”的历史性流产。

　　有明一代，试图打破中华帝国“黄土天下观”的两位大航海家都姓郑：明朝初叶的三保太监郑和与残明时期的“国姓爷”郑成功。如果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还笼罩在对“四夷”宣抚怀柔的朝贡愿望之下，那么郑成功的海国观念却与同时代的西洋列强更为接近：“据险控厄，选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始终是郑氏政权的基本国策。他不独被南洋各国的华侨视为至高领袖，还与日本幕府以及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殖民政权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甚至一度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连横·《台湾通史》)。”更有史家根据郑氏遗留的未竟方略推演，倘若郑成功多得几年阳寿，南洋列国的政制风貌或许会迥异于今日的格局。

　　郑成功对制海权与海外贸易的远见卓识，不单远非昔日“恐海抑商”的满清统治者所能比拟，甚至晚生二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政治家，也要在饱受闭关自守的辛酸之后，才算体悟到“开放强国”的硬道理。曾经被郑成功命名为“思明州”的厦门岛上，如今仍有一条繁华的商业大道，以“思明路”的名义纪念着一场年代久远的复国残梦。帝制王朝的背影早已随雨打风吹去，闪亮的霓虹招牌正昭示着中国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

　　画着“郑”字商标的“国姓爷”牌“成功茶”，算是厦门的海商后裔对郑成功最全面的纪念与征用。这种将茶叶放入蜜柚中烘焙而成的“柚茶”，据说曾是郑军攻台时避瘴疗疫的秘药，如今更被当作价值不菲的旅游纪念品，用印有“劝荷兰殖民者投降书”的纸张包裹着，再装入一尊尊铁炮形状的锦盒里。“成功”这两个字在厦门街头巷尾的广告牌上焕发出诱人的光彩：不过不再是朝不保夕的明朝皇室一帘夺回政权的幽梦，而是卡拉OK厅里老板们发动商战时的狂热歌声：“成功啊成功，爱拼才会赢！”

　　郑文芬小姐是“国姓爷”牌“成功茶”的商标持有者之一，也是郑氏宗族某一枝系的后人。每年清明，她都要回到泉州南安县石井镇的延平郡王祠，为先祖郑成功的英灵烧几张香纸。这座在贴满瓷砖的镇子里显得古朴的宗祠，年年召唤着散落四方的郑氏后人回乡祭扫。大陆、台湾乃至郑成功在日本胞弟田川七左卫门一脉的后裔，都将这里视作宗族血脉的根基所在。

　　宗祠的管理人郑万天先生摊开一本郑氏宗谱，为我指点郑成功在这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里的节点与传承：“自从郑克土爽归附清朝，举家迁往北京以后，宗谱里就不再有郑成功直系后裔的记载了。”万天先生神色有些黯然，“这些年来我们虽多次求访，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消息。”史载北京西便门外的羊坊店埋葬了郑成功的几位子嗣，但如今那里林立的高楼早已抹平了一切历史的痕迹。相传康熙皇帝调遣郑氏余部戍守北疆，让他们永远断绝对大海的念想，因此蒙古大漠的某个部族之中或许流淌着郑成功的血脉。还有一种说法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北京的矿工，自称是成功的嫡系后代，并将几件家传的旧物卖给了厦门郑成功纪念馆。但此人愧于不肖，坚持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郑万天的几许无奈，很快便被身边小孙子的嬉闹扫灭一空。这个名叫郑奕豪的娃娃算起来已经是郑家第23代子孙，虽然他还不太懂得这一叠厚厚的族谱与自己有着怎样的关联，但祖先的光荣与梦想或许正是在这种自然的繁衍间脉脉传承。

　　又值黄昏落日时，漳州龙海的石坑村外的海岸岗陵耸立，我坐在古堡残墙的端头，俯视着金色大海，厦门岛在远方的海平线上跳珠跌宕。清风飒然吹起，漫坡一人多高的野草金戈铁马般呼啸。三百多年前，郑成功的将士们夯筑起这座坚固的铳城，与鼓浪屿互成犄角，守望着家园。岁月剥蚀，荒草孳生，却未能湮灭它筋骨。当脚下的村庄幡然褪变成厂房林立的“经济开发区”，比城墙还要高的集装箱在不远处的码头被装上远洋巨轮，开赴天涯海角，这位曾经与郑成功休戚与共的老兵，这座曾被流放在历史边缘的孤堡，随着商船远行的汽笛声，将会在明日的晨曦里如山花般怒放。

Lolita

好長( ⊙ o ⊙ )啊！，，，，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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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又了解一些历史。。。。。。。。。